dyjoe: December 2012

Monday 31 December 2012

2012年12月28日徐友渔等网友强行架走保安，成功探访刘霞

Friday 28 December 2012

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元老后代敛财细节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28, 2012 at 05:15AM)

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长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共八位元老的103名后代们聚敛巨额财富的状况。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27_china_corruption_bloomberg.shtml

Thursday 27 December 2012

资中筠:三年大饥荒出国人员为何不准购食品回国 / 墙外楼 (December 14, 2012 at 11:43AM)

原题：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资中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书屋》2008年第1期

Tuesday 25 December 2012

防火墙再添砖北京严厉封网前所未有 / 墙外楼 (December 25, 2012 at 01:12AM)

【看中国记者李翔一编译报道】据《纽约时报》12月23日（周日）报道，近些天，北京似乎加固了它的网络防火墙，封住了可以帮助大陆访问被禁网站如推特，脸书和YouTube的一些服务。

互联网分析师说，国际商业交易也都受到影响。中文版的“纽约时报”100％被封。

至少三个外国公司Astrill，WiTopia和StrongVPN已经向客户道歉，他们的VPN（虚拟专用网络）或者变得很慢或者根本不能用了。VPN是用来规避共产党政府防火墙的。目前，这些公司建议用户使用变通方案。

共产党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承认防火墙已经“升级了”，但是它也警告外国VPN服务供应商的活动是非法的。

北京封锁了网上政治敏感词的搜索，封锁了持不同政见者发的信息，并删除了任何它不喜欢的微博发贴。

防火墙也封锁了无数对世界其他地方用户公开使用的网站—从商业网站到新闻网站，政治活动网站到宗教传教活动网站。因此，大陆的用户不得不使用VPN来访问被禁网站。

外企也使用VPN，这不仅保护他们的商业交易，也防止政府的审查机构和竞争对手公司看到他们公司的通信。

“环球时报”援引在中国经营的外国技术公司一名匿名高管的话，没有VPN会损害公司的运作。

科技监控网站“The Next Web”的中国编辑Josh Ong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表示，外国公司报告了他们的企业VPN服务受到了中断。

Josh Ong说：“很多公司有政策他们必须使用自己的代理网络传输数据，尤其是进出中国的数据。你看那些银行或电子商业公司，或其他传输非常敏感信息的人，他们很多都是用公司的VPN。”

正如Bill Bishop在DealBook所写的，中国对互联网管理的升级“对那些想要相信领导层会推动改革的人是一大打击”。

Bill Bishop上个月说：“我自从2005年就住在北京，这是我所经历的对互联网限制最严的一段时间。”

Bill指出：“滥封国际互联网的大部分不会帮助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储备货币的。像过去数天那样的互联网控制程度也可能阻止外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迁到中国。”

“洛杉矶时报”北京局的Barbara Demick发推表示：“中国审查机构请注意：如果你封我们的VPN，亚洲新闻局就不得不搬到东京。这对中国不好。” 2012年11月5日推文

总部设在北京的投资和战略咨询公司BDA中国公司董事长，曾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Duncan Clark说：“现在是双重警戒，再双重警戒，永远听不到情况放宽松的时候。自从我来到这里，就从没见到过这种程度的控制，从一开始有互联网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了。”

Monday 24 December 2012

离拉萨记（上、下） /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December 19, 2012 at 12:43PM)

文/唯色

进藏路上无数个检查站之一——羊八井检查站，我们在此遭拦阻20个小时。

“人性化”与“炒作”——离拉萨记（上）

拉萨火车站不让送乘客的人进车站，连站台票也不出售，全世界可能没有这样的车站。母亲和妹妹洒泪与我告别后，我自己进站，随之三个国保在一旁出现，都是我的族人，他们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态度友好，再三强调不是“训诫”，只是“谈话”。其中的含意我明白，他们有权“训诫”。因为时间不多，国保只是自说自话一番，没给我说话的时间，随后他们帮我提箱子，把我送上了火车，表示今后要和我交朋友。

三位族人，我本想说而未来得及说的话，只好在这里跟你们说。首先谢谢你们帮我提了箱子，不让送站的无理规定的确让我对两个沉重的箱子发愁。不过你们要求我不能把这次见面说出去，抱歉不能照办。我可以不对外说你们的名字（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告诉我的名字是真是假），但我的原则是和官方机构打交道必须透明。某些渠道有意识地放风——我与官方合作，如果这种见面不放上桌面，类似谣言就会变得真假难分了。

你们说，在我离开拉萨的最后一刻才找我谈话是一种“人性化”，是为了避免惊吓到我母亲及家人。对此我领情，七十岁的母亲被惊吓的确是我最大的顾虑。但是，我非常清楚有黑手伸进我的家庭，其中只有邪恶而非人性；我的亲戚朋友几乎都被“喝茶”，使得绝大多数亲友都远离我，我这次在拉萨三个月，原本那么亲密的亲戚出于畏惧被连累都未敢露面，这种人性亲情的丧失，“人性化”又在哪里？

的确，对我没有像半夜跳墙当着老人和孩子的面抓走“暴徒”一样，但是从强调对我的“人性化”中，可知的是在和对别人的做法相比。我的希望是，人性化不只是个例，而是应该在所有情况下对所有人同样的人性化。

你们谈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炒作”，似乎是对我的指责。好吧，正如你们所说，我们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为此我自然不能要求你们认同我对藏区和藏人现状的看法。你们说我炒作，夸大事实，我却觉得因为很多情况还没掌握，尚远未说得充分。而有关部门在“3•14”事件当天就炒作“有足够证据证明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四年半后的今天仍然未拿出任何证据，同时却把满街是军警的拉萨炒作成了“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就算我如实写西藏被认为是炒作，相比也是太小巫见大巫了，你们说是不是？

不过，这也是专制权力与生俱来的特性——自己一切都是“伟光正”，他人所做都是别有用心。这次我坐朋友的车回拉萨时，一路上数次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搜查，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带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因此遭拦阻二十个小时，差点不让我们进拉萨。西藏的各个角落被安装了数以万计的摄像头，却对百姓的一个摄像头如临大敌，这是不是有点荒诞呢？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强大国家，怎么会为一丝光线露出去的可能如此恐慌？

对你们所说的，你们掌握我在拉萨期间的所有情况，这我绝对相信，以国家之力掌握一个渺小个人，太简单轻松，毫不稀奇。只是我自信我的一切毫无秘密，都可以公诸阳光之下。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如图）。我回到北京后去洗印店冲洗了其中一个胶卷，什么都没有。

两个故事————离拉萨记（下）

先讲一个关于胶卷的故事：我一直有个愿望，用我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老蔡司相机，拍一套今日拉萨的城市照片。那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仅仅可以归为“行为艺术”。所以这次我回拉萨，带了一批在北京买的反转片，开始尝试完成这个艺术创作。

在拉萨的人都知道满街无处不在的军警随时会检查相机里是否有军警身影，我用胶卷拍摄，跟数码相机不同，经不起那种检查——一旦曝光就无法恢复。所以我在拍摄过程尽可能小心翼翼避开军警。拉萨的军警之多，想避开并非易事。我在拉萨的烈日下东奔西跑，最终拍出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我一时还不离开拉萨，我把拍完的胶卷托一位来拉萨旅游的汉人女孩带到内地，以便能够尽早冲洗。

女孩离开拉萨的前一晚到我家告别，我是在那时把胶卷交给她。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之前我们也没在电话里提到过。但是第二天她在机场过安检时，却被警察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着这些胶卷的背包里，可那把水果刀却是她从未见过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去做“进一步检查”。女孩只能在外面等待，直到飞机就要起飞，警察才把包还给她。而那时女孩已经没有充足时间检查，匆匆跑步登机。等到一切安定下来，她仔细一看，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被调换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现在，这十五个被掉包的胶卷在我北京家里。我在拉萨数日奔波的艺术创作，便如此消失在国家机器制造的茫茫黑洞中。

的确，国保可以无孔不入，他们用什么方式得知那女孩帮我带胶卷，我想不出。是我家客厅被偷装了窃听器或摄像头？还是数公里之遥的拉萨市公安局大楼竖立的高倍望远镜能看进我家窗子？不过，无论他们用什么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对代表国家法律的部门竟使用这种方式拿走我的胶卷，更使我感到惊讶。

在拉萨火车站与我谈话的国保先生，你们说要跟我做朋友，作为同族人、同乡人，我不会横眉冷对，可以和你们握手、对话，但是请勿使用“朋友”这个词。你知，我知，尽人皆知这种关系不可能是朋友。但既然你们是我的同族，我相信你们白天在镇压机器上遵命运转，深夜不眠时可能也会面对心中的真实，会对我们父老乡亲的境遇感到心疼。人追求功名利禄并不奇怪，你们身处体制也有不能不为之难，这都可以理解，不过我想给你们说另外一个故事——昔日的东德解体后，德国曾对迫害东德人民的军警进行审判，一位射杀过翻越柏林墙者的东德士兵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他只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命令，如果有罪也是上级有罪。但是法官仍然判决那士兵有罪。法官对做出判决士兵有罪的解释是——上级没有命令你不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个故事想说明的是，即使在极权体制高压下，体制内的人保护自身利益也并非一定要泯灭良心。只需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把枪口悄悄抬高一厘米，就可能使多少父老乡亲免于灾难。在我心目中，那才是更实际的“人性化”，而我们的同胞，也一定会记住这人性一面。

2012-12-2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via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2/blog-post_19.html

Thursday 20 December 2012

毕节五男童冻毙之亡羊补牢 / 墙外楼 (December 19, 2012 at 02:53PM)

这个叫不叫“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原来畜生也会看文字，官员们太有才了

公知们期待的政改实现了。

加了一句违者责任自负，这婊子的牌坊就立起来了

人文关怀如沐春风啊

Tuesday 18 December 2012

艾未未：没有自由中国经济增长难维持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8, 2012 at 12:40AM)

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压制公民权利和声音与现代时代不符。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press_review/2012/12/121217_ai_weiwei.shtml

Thursday 13 December 2012

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 / 纽约时报中文网 (December 05, 2012 at 10:48PM)

薄熙来事件一度让胡锦涛在中共权争中占据上风，但其心腹令计划对儿子车祸的极力掩盖，却让他遭受沉重打击，备受掣肘。

北京——“谢谢，安好，勿念，”在一个中国社交网站上，一则帖子这样写道。这一简短讯息发自今年6月，看上去是来自23岁的令谷，而其父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助手，大权在握。此前有传言说令谷因整夜狂欢之后的一场法拉利车祸身亡，这个贴子起到了平息传言的作用。

后来的消息显示，这条讯息并不属实，是其他人用令谷的化名发布的——在令谷死亡将近三个月之后。

这一作假行为是压制法拉利车祸消息的众多复杂手段之一。这起车祸造成令谷身亡，并使车上的两名年轻女乘客严重受伤，其中之一随后死亡。事件的大体轮廓在数月前浮出水面，但如今更加明确的是，车祸和拙劣的掩盖行为造成了更重大的后果，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上月进行的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的进程。

今年入夏的时候，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显得相当强势。此前，其政治竞争对手网络当中的明日之星薄熙来狼狈下台，起因是他的妻子被指控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然而，胡锦涛自己也在厄运之中受损，党内的老领导——以其前任江泽民为首——因令计划之事向他发起质问。据称，令计划一手策划了掩盖其子死亡真相的行动，他是胡锦涛关系最紧密的亲信，也是胡锦涛的政治掮客。

据一些现任及前任官员、党内精英以及其他人士所说，此事的曝光帮助打破了艰难谈判的僵局，加速了胡锦涛的失势和新领导习近平的上升，并让江泽民从中得势，其盟友主导了由七个人组成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把胡锦涛的数名亲信排除在外。

这一事件也表明，领导人亲友的奢靡生活方式会给幕后的权力斗争带来何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党的欺骗行为越来越受到媒体审视之时。

很多党内知情人士为还原此事真相提供了信息。由于担心受到当局的报复，他们都要求在匿名的条件下发表言论。他们说，官方调查了车祸的后续情况，包括关于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向两名涉事女子的家庭支付封口费的传言。

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令计划曾担任领导层行政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但却在今年9月调任到一个实权较小的职务。上月，他未能升入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失去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一职位。

已经卸任党总书记一职的胡锦涛也立即让出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意味着他不会像江泽民那样保留权力。“早在离职之前，胡锦涛的力量就已经遭到削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名中层官员说。该部门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人事。

令计划的未来仍不确定，党内知情人士称，他的案子是对习近平的一次早期测试，即习近平是否打算把打击高层腐败的公开承诺坚持到底。

“习近平有权决定是否继续追究令计划，”曾为党内高层领导撰写演讲稿、如今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吴国光说。“无论如何，这是习近平手中的一张大牌。”

56岁的令计划是在共青团体系之内逐步升迁的。他在早年就获得了胡锦涛的庇护，后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领导共青团，并在1995年把令计划安排到中央办公厅。“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没有太多盟友，但他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令计划，”前述组织部官员说。“官员们说，令计划打的电话就相当于胡锦涛的电话。”

令计划在安排共青团资深成员担任要职和击败胡锦涛的对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令计划也有权左右涉及领导人事务的互联网审查，并力图通过操纵互联网来保护其庇护人。

“关于习近平的负面新闻，包括一些不实信息，遭到的压制并不像关于胡锦涛的负面新闻那么严厉，” 一名接近共产党高层的人说。

随着影响力不断增加，令计划试图保持低调。大概十年之前，他妻子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软件公司，组建了一个帮助年轻企业家发展的非营利性基金会。他和妻子将儿子令谷送进了北京的一所精英高中。“令计划曾经告诉他的家人，不要毁了他的事业，”令计划的一名前共青团同事说。“但是，这样的事情似乎无法阻止。”

令谷以化名“王子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去年毕业，获得国际关系专业本科学位，然后开始了研究生学习，专业为教育学。他的一位老师表示，在本科学习的后期，令谷的表现一落千丈。他说，“我认为，原因是诱惑太多、引诱太多。”

3月18日凌晨，一辆在北京四环路上超速行驶的黑色法拉利Spider跑车撞上护墙，反弹后撞到栏杆，车身裂成两半。令谷当场死亡，车上两名年轻的藏族女子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其中一个在数月后死亡，另一个还在养伤。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在一般情况下，惯常的做法是压制此类新闻、维护党的形象。但他们说，令计划走得更远，甚至谋划向领导层隐瞒自己儿子死亡一事。

《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和一张照片，但这个话题立刻就从网上删除。据一家大型外国跨国公司的高管透露，后来，车里两名女子的家人收到了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给予的补偿。他表示，给钱是“为了确保他们封口”。他所说的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该公司的一名公关主管拒绝回答有关此事的问题。

6月，海外中文媒体报道驾驶这辆法拉利的是令计划的儿子，香港杂志《亚洲周刊》则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前述社交网站信息来驳斥这些报道。一位知情记者说，“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是中央办公厅的令计划办公室。”

然而，掩盖事实的尝试超出了令计划的控制。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警方将受害者的姓氏记录为“贾”，与“假”字同音，打算掩盖真相的时候，警方有时会使用这样的标注。此举引发谣言，传闻称死去的司机与近期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贾庆林有关联，后者非常愤怒，并向前主席江泽民申诉。

前述党内知情人士说，令计划还动用了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来协助掩盖真相。此事激怒了身为江泽民盟友的警卫局前局长，也激怒了现任局长曹清，后者早就对令计划心存不满。

“他们说，令计划总是找曹清，让他做这做那，”一名出身官员家庭的女子说。“令计划非常过分，而且很无礼。”

今年7月，领导层开始讨论处理薄熙来的方式以及领导层换届的安排，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就在他们讨论各种安排的时候，老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来自一家中央政府媒体机构的一名官员说。“他们说领导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所以这个人不具备进入政治局的资格。”

有几个人表示，在与胡锦涛的一次交流中，江泽民也质疑令计划是否有“人性”，因为有人称令计划保持着繁忙的工作日程，没有恰当地哀悼儿子的死亡。

胡锦涛被迫牺牲自己的盟友，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当时正在追究薄熙来的违纪问题。“胡锦涛不想被人握住把柄，”一位前领导人的亲属说。

在一次重要的人事洗牌当中，习近平的一个老同事作为取代令计划的指定人选于7月份调到了北京，那时距领导层改组公开化还有六周的时间。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到9月份，令计划的事情和领导班子人选的谈判使得胡锦涛心力交瘁，以至于他似乎无奈地接受了失去权力和影响力的事实。与此同时，习近平开始接管军事事务，包括一个调整中国针对中日之间日渐升级的岛屿争端应对方略的小组。

via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2/05/c05crash/

港媒：习近平广东行不扰民并非真实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3, 2012 at 12:36AM)

香港《明报》报道说，习近平到达广州市东濠涌参观之前，附近路段被封，防暴警察开展巡逻。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12_xijinpin_visit_guangdong.shtml

Wednesday 12 December 2012

中国前高官骂外国人义卖遭网民媒体斥责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2, 2012 at 08:38AM)

中国前高官贺铿骂参加广东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但收到假币的外国人“想丢中国人的脸”，受到中国众多媒体网民的驳斥。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11_china_official_comments.shtml

Tuesday 11 December 2012

“蝗虫女孩”占海特 / 墙外楼 (December 11, 2012 at 08:28PM)

15岁上海女孩占海特拥有着和同龄人不同的花季，她是中国首位站出来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非沪籍学生，也是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最小上访者。

占海特的父亲占全喜于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因“非法集会”被警方以“妨害公务罪”拘留。12月10日，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占海特除了担心父亲安危之外，直言半年多来的维权“实属被逼无奈”，但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抉择。

“蝗虫滚出上海”

综合中国媒体京华时报和中国网早先报道，占海特祖籍江西，1997年出生于珠海，2001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上海读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后因无上海户籍，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后辍学在家。

因江西老家已没有可以照顾她的亲人，回老家读书就意味着势必要与父母两地分离。为争取异地高考权，自2012年春节后，占海特和父亲占全喜陆续前往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和教委上访，但得到的都是拒绝。

10月起，占海特开始通过个人认证微博进行维权，她在微博中曾这样写道：“户籍制度是中国的柏林墙，是横亘在所有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一堵难于逾越的高墙”、“让时间来证明一切，社会总是会往越来越公平的方向发展的。当年马丁路德金呼吁黑人与白人平等，也有白人反对。但是如今，他受到所有美国人的爱戴，不论黑白。”

她还通过微博上发出了公开“约辩”的邀请，但“约辩”现场最终演变成了外地籍家长和沪籍本地人的“骂场”，有些人质疑占海特只是被家长强推到前台，更有甚者斥责占海特为“蝗虫”，要求“蝗虫滚出上海”。

“争取异地高考是被逼无奈”

来自社会的压力并没有让这对父女停下维权的脚步。12月10日，上海警方对外通报称，占全喜因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聚众非法集会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警方称占全喜拒不配合民警劝离，还将民警抓伤，经口头传唤无效，最终强制带离，“放人没那么快，要走法律流程”。

占海特对于警方的说法难以认同，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电话采访时她表示，父亲占全喜是在广场上举办非沪籍家庭“亲子活动”时被警方带走的，同时被带走的还包括两位记者。当时参加的家长及子女人数总共不超过10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只是互相交流诉苦，“我们不是非法集会，更没有散发传单，现场16名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爸，推推搡搡，怎么可能会抓伤警察呢？即使有抓伤警察，也是警察他们自己抓的，这些我们都有视频为证”，占海特告诉记者。

在父亲被拘留以后，占海特将现场遭遇和照片先后发布到了腾讯和新浪微博上，但随后她的腾讯微博账号被删除，其新浪微博被禁言，直到10日才被恢复。

占海特同时告诉记者，目前全家在上海租房，因为自己和父亲坚持维权，当地警方和居委会不断向房东施加压力，房屋合同原本是2014年才过期，但房东已要求她们全家在2个月内搬离。

从“约辩”被斥到父亲被拘，占海特称自己一路走来并不后悔，“我争取异地高考权利实在是被逼无奈，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户籍而失学的例子”。

Saturday 8 December 2012

轉自twitter

Hu Ping胡平 (@HuPing1) tweeted at 4:44 PM on Sat, Dec 08, 2012: 曲笔曾经是勇气，正如沉默曾经是抗议，但现在早不是了。现在，曲笔是两头取巧，沉默是默许。@pangjiaoming 曲笔这种春秋笔法真是奴才的文化，对精通此道且此津津乐道者真为人所不齿！ (https://twitter.com/HuPing1/status/277287491155931136) Get the official Twitter app at https://twitter.com/download

Friday 7 December 2012

蔡子強：《一九四二》——饑荒與民主和新聞自由 / 香港雜評 (December 07, 2012 at 02:05AM)

【明報】從戲院走出來之後，心情一直十分沉重。

《一九四二》給人莫大的震撼

看的是馮小剛導演的新作《一九四二》。電影描述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發生於河南，一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大災難之故事。當時河南大旱，又發生蝗災，鄉民顆粒無收，飢寒交迫，為了活命，不得不離鄉別井，踏上逃荒之路，追尋一線縱然渺茫的生機。但可惜，戰爭，再加上官員貪腐，讓更大的苦難，以至死神，在逃荒的路上，冷酷無情的張牙舞爪。

電影拍得很沉鬱，只見逃荒的人群孤立無援地在大地上湧動，哀鴻遍野，給人莫大的震撼。災民最初都奮力求生，發揮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但隨着無盡的苦難，希望一點一點的被戳破，結果，或棄屍荒野，或販賣妻女，或淪為日奴……一個又一個的倒下，沒有希望，也沒有救贖。縱然偶爾迸發出半點人性勇氣、善良和尊嚴的火花，但在悲慘的命運巨輪之前，都被輾得剎那即滅。

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可恨

片中指出，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更可恨。如非國民黨官員貪腐無能，先向重慶隱瞞災情，到了災情遭揭發後，重慶忌諱輿論，被迫認真開倉賑災，但卻又遭這些官員上下其手，欺上瞞下，剋扣糧食，囤積倒賣，牟取暴利，災民又豈會走投無路。

片中的一幕，由陳道明飾演的蔣介石，叫來主管新聞的官員當面念社評，當念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評，當中揭發了河南慘絕人寰的災情，蔣聽後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避免家醜外傳，動搖國民政府的威望。

近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特稿，題為〈《一九四二》大公報記錄歷史〉，當中進一步憶述這段往事：

當年《大公報》的錚錚風骨

1942 年12 月28 日，《大公報》發表王工碧的長篇通訊〈河南災荒目睹記〉，為全國首篇就河南災情的詳細報道。文章記述，在初秋，賣兒女者尚多，那時一個少女或少婦還可以換百餘斤糧食，有論斤者，可賣至3元一斤，後來因買者絕少，已變為棄兒或送女。《大公報》同時配發的，還有時任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評〈天寒歲末念災黎〉。

到了翌年2 月1 日，《大公報》再發表張高峰題為〈豫災實錄〉的長篇報道，當中再提到，那時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報道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水、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痛苦，還揭露了當時人禍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次日，王芸生再配發長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社評指出：「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結果，歷史裏的蔣介石，就如片中所述一樣，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彼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譽獎章，王芸生美國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民眾嘩然，亦令《大公報》復刊後洛陽紙貴，發行量從停刊前的6 萬份激增至10 萬份。

大饑荒中的記者鐵筆

從中可見，當年的《大公報》，確是一份風骨錚錚，為民請命，敢於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報章。

片中也記述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得知大饑荒的消息後，歷盡千辛萬苦，前往災區採訪，之後《時代》周刊刊出了他撰寫有關河南哀鴻遍野的報道，忌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才讓蔣介石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倉賑災。

從中可見，記者的鐵筆，在一場饑荒中，可以起到如何關鍵的作用。

這些電影情節和史實，讓我想起一個有關民主和饑荒的學術討論。

199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印度經濟學家Amartya Sen，孩童年代曾經歷過導致也是300萬人死亡的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因而不單對饑荒的悲慘，也對饑荒的成因，有深切的體會。他認為饑荒之所以出現，並不是純粹因為食物不夠，而更多的是因為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和不公義，讓食物不能去到飢民手中，才會造成。1981年，他出版了《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對此作出深入的剖析，並把分析對象從孟加拉延伸至史上更多的饑荒，並得出類似的結論。

民主有助防範大饑荒

到了1999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書《Development as Freedom》，進一步大膽提出：

「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

（No famine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這是因為這些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也要面對輿論批評，因而有極強烈的誘因去設法避免出現饑荒和其他人為的大災難」；

（have to win elections and face public criticism, and have strong incentive to undertake measures to avert famines and other catastrophes.）

「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

（a free press and an a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constitute the best early-warning system a country threaten by famines can have）

而在同年他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刊登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一文中，他又再指出：

「如果能夠嚴肅看待，饑荒其實是可以預防的，而一個民主政府，面對選舉的壓力，以及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批評，便不能不如此做。毫不意外地，當印度在獨立之前受到英國殖民者統治，一直受到饑荒所折騰……但在獨立之後，建立了多黨民主和享有新聞自由的媒體之後，饑荒便一下子消失。」

新聞自由和反對派是最佳饑荒預警系統

Amartya Sen的具體研究資料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這個結論也有說得太盡之嫌，而遭一些學者與之商榷。後來他也解釋，他本來的意思是民主可以杜絕大饑荒，但卻不一定可以保證每個人都得到溫飽。

但無論如何，Amartya Sen的主要論點「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卻普遍受到各界所認同，也為《一九四二》這套電影，以及當年國民黨在河南大饑荒中因缺乏監察而滋生的嚴重貪污，以及打壓新聞自由，因而讓饑荒雪上加霜，災民更加水深火熱，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學術理論註腳。

如能開拍《一九五九》，那才是真正的進步

《一九四二》描述了抗日戰爭期間那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河南大饑荒，然而，於1959至1961年期間，卻有另一場因狂熱和好大喜功而引發的大躍進運動，因而造成3000萬人死亡的全國大饑荒。如果有一天中國能開拍1959年那場死人更多的饑荒，那麼國家才算真正的進步。

via 香港雜評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1087.html

悲劉霞活在一個瘋狂與荒謬的偉大祖國 / 都是那些日子 (December 07, 2012 at 09:27AM)

正當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前呼後湧之下到瑞典出席頒獎禮，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卻仍在監獄中服刑，他的太太劉霞在遭軟禁兩年多。昨天，美聯社記者竟成功突破中共監控，聲稱是趁看守劉霞的人去了吃午飯的空檔，跑入劉霞單位採訪。童工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她見到記者到訪，先是表現驚訝，隨即大哭，聲音顫抖地訴說兩年苦況：

「以為關一兩月誰知兩年都關完了」

「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這麼荒唐的地方，荒唐到我已經……我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對劉曉波得那個（獎），但是我真的沒想到，他得了獎，我不能出門，這個事情我一直覺得太荒謬了，我估計卡夫卡（Franz Kafka，荒誕文學著名作家）也寫不出這麼荒唐的事。」

真的，童工除了對劉曉波、劉霞遭遇感心痛外，真的，正如她所說，在偉大祖國之下，一切最荒誕、荒謬的事情也可以發生：

這個國家、有人得諾貝爾獎後雞犬升天、有人、得獎後卻是全家坐牢；

這個國家，有人可以一頓飯吃上萬元、有人、卻是連吃的也沒有；

這個國家，有人殺了人可以不用受罰，有人、被殺還要家人代多受罰；

偉大祖國本身己是一個荒誕劇，最瘋狂、最難以想像、最荒謬的事情，也可以在這個國度找到，正如，沒有人想到，被中共嚴密監視的劉霞，竟可以有外國記者登堂入室採訪！

或許，在這個國度、唯一找不到的，可能只有人性、公義、與法理！

via 都是那些日子 http://thosewerethedays.wordpress.com/2012/12/07/%e6%82%b2%e5%8a%89%e9%9c%9e%e6%b4%bb%e5%9c%a8%e4%b8%80%e5%80%8b%e7%98%8b%e7%8b%82%e8%88%87%e8%8d%92%e8%ac%ac%e7%9a%84%e5%81%89%e5%a4%a7%e7%a5%96%e5%9c%8b/

刘霞接受采访 /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December 06, 2012 at 08:37PM)

via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http://www.dw.de/%E5%88%98%E9%9C%9E%E6%8E%A5%E5%8F%97%E9%87%87%E8%AE%BF/a-16431247?maca=chi-rss-chi-all-1127-rdf

美联社访刘霞：软禁造成严重创伤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06, 2012 at 10:14PM)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遭软禁26个月以来首次接受采访表示，超过两年的软禁给她带来严重身心创伤。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06_china_liuxiaobo.shtml

dyjoe

Monday 31 December 2012

2012年12月28日徐友渔等网友强行架走保安，成功探访刘霞

Friday 28 December 2012

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元老后代敛财细节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28, 2012 at 05:15AM)

Thursday 27 December 2012

资中筠:三年大饥荒出国人员为何不准购食品回国 / 墙外楼 (December 14, 2012 at 11:43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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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再添砖北京严厉封网前所未有 / 墙外楼 (December 25, 2012 at 01:12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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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拉萨记（上、下） /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December 19, 2012 at 12:4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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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五男童冻毙之亡羊补牢 / 墙外楼 (December 19, 2012 at 02:5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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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没有自由中国经济增长难维持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8, 2012 at 12:40AM)

Thursday 13 December 2012

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 / 纽约时报中文网 (December 05, 2012 at 10:48PM)

港媒：习近平广东行不扰民并非真实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3, 2012 at 12:36AM)

Wednesday 12 December 2012

中国前高官骂外国人义卖遭网民媒体斥责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2, 2012 at 08:38AM)

Tuesday 11 December 2012

“蝗虫女孩”占海特 / 墙外楼 (December 11, 2012 at 08:2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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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日報:義賣風波誰丟中國人的臉 / 墙外楼 (December 11, 2012 at 01:3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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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高官称不后悔批领事馆义卖 / 墙外楼 (December 11, 2012 at 12:2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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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8 December 2012

轉自twitter

Friday 7 December 2012

蔡子強：《一九四二》——饑荒與民主和新聞自由 / 香港雜評 (December 07, 2012 at 02:05AM)

悲劉霞活在一個瘋狂與荒謬的偉大祖國 / 都是那些日子 (December 07, 2012 at 09:27AM)

刘霞接受采访 /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December 06, 2012 at 08:37PM)

美联社访刘霞：软禁造成严重创伤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06, 2012 at 10:14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