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從戲院走出來之後，心情一直十分沉重。
《一九四二》給人莫大的震撼
看的是馮小剛導演的新作《一九四二》。電影描述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發生於河南，一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大災難之故事。當時河南大旱，又發生蝗災，鄉民顆粒無收，飢寒交迫，為了活命，不得不離鄉別井，踏上逃荒之路，追尋一線縱然渺茫的生機。但可惜，戰爭，再加上官員貪腐，讓更大的苦難，以至死神，在逃荒的路上，冷酷無情的張牙舞爪。
電影拍得很沉鬱，只見逃荒的人群孤立無援地在大地上湧動，哀鴻遍野，給人莫大的震撼。災民最初都奮力求生，發揮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但隨着無盡的苦難，希望一點一點的被戳破，結果，或棄屍荒野，或販賣妻女，或淪為日奴……一個又一個的倒下，沒有希望，也沒有救贖。縱然偶爾迸發出半點人性勇氣、善良和尊嚴的火花，但在悲慘的命運巨輪之前，都被輾得剎那即滅。
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可恨
片中指出，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更可恨。如非國民黨官員貪腐無能，先向重慶隱瞞災情，到了災情遭揭發後，重慶忌諱輿論，被迫認真開倉賑災，但卻又遭這些官員上下其手，欺上瞞下，剋扣糧食，囤積倒賣，牟取暴利，災民又豈會走投無路。
片中的一幕，由陳道明飾演的蔣介石，叫來主管新聞的官員當面念社評，當念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評，當中揭發了河南慘絕人寰的災情，蔣聽後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避免家醜外傳，動搖國民政府的威望。
近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特稿，題為〈《一九四二》大公報記錄歷史〉，當中進一步憶述這段往事：
當年《大公報》的錚錚風骨
1942 年12 月28 日，《大公報》發表王工碧的長篇通訊〈河南災荒目睹記〉，為全國首篇就河南災情的詳細報道。文章記述，在初秋，賣兒女者尚多，那時一個少女或少婦還可以換百餘斤糧食，有論斤者，可賣至3元一斤，後來因買者絕少，已變為棄兒或送女。《大公報》同時配發的，還有時任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評〈天寒歲末念災黎〉。
到了翌年2 月1 日，《大公報》再發表張高峰題為〈豫災實錄〉的長篇報道，當中再提到，那時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報道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水、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痛苦，還揭露了當時人禍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次日，王芸生再配發長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社評指出：「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結果，歷史裏的蔣介石，就如片中所述一樣，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彼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譽獎章，王芸生美國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民眾嘩然，亦令《大公報》復刊後洛陽紙貴，發行量從停刊前的6 萬份激增至10 萬份。
大饑荒中的記者鐵筆
從中可見，當年的《大公報》，確是一份風骨錚錚，為民請命，敢於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報章。
片中也記述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得知大饑荒的消息後，歷盡千辛萬苦，前往災區採訪，之後《時代》周刊刊出了他撰寫有關河南哀鴻遍野的報道，忌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才讓蔣介石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倉賑災。
從中可見，記者的鐵筆，在一場饑荒中，可以起到如何關鍵的作用。
這些電影情節和史實，讓我想起一個有關民主和饑荒的學術討論。
199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印度經濟學家Amartya Sen，孩童年代曾經歷過導致也是300萬人死亡的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因而不單對饑荒的悲慘，也對饑荒的成因，有深切的體會。他認為饑荒之所以出現，並不是純粹因為食物不夠，而更多的是因為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和不公義，讓食物不能去到飢民手中，才會造成。1981年，他出版了《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對此作出深入的剖析，並把分析對象從孟加拉延伸至史上更多的饑荒，並得出類似的結論。
民主有助防範大饑荒
到了1999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書《Development as Freedom》，進一步大膽提出：
「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
（No famine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這是因為這些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也要面對輿論批評，因而有極強烈的誘因去設法避免出現饑荒和其他人為的大災難」；
（have to win elections and face public criticism, and have strong incentive to undertake measures to avert famines and other catastrophes.）
「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
（a free press and an a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constitute the best early-warning system a country threaten by famines can have）
而在同年他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刊登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一文中，他又再指出：
「如果能夠嚴肅看待，饑荒其實是可以預防的，而一個民主政府，面對選舉的壓力，以及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批評，便不能不如此做。毫不意外地，當印度在獨立之前受到英國殖民者統治，一直受到饑荒所折騰……但在獨立之後，建立了多黨民主和享有新聞自由的媒體之後，饑荒便一下子消失。」
新聞自由和反對派是最佳饑荒預警系統
Amartya Sen的具體研究資料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這個結論也有說得太盡之嫌，而遭一些學者與之商榷。後來他也解釋，他本來的意思是民主可以杜絕大饑荒，但卻不一定可以保證每個人都得到溫飽。
但無論如何，Amartya Sen的主要論點「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卻普遍受到各界所認同，也為《一九四二》這套電影，以及當年國民黨在河南大饑荒中因缺乏監察而滋生的嚴重貪污，以及打壓新聞自由，因而讓饑荒雪上加霜，災民更加水深火熱，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學術理論註腳。
如能開拍《一九五九》，那才是真正的進步
《一九四二》描述了抗日戰爭期間那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河南大饑荒，然而，於1959至1961年期間，卻有另一場因狂熱和好大喜功而引發的大躍進運動，因而造成3000萬人死亡的全國大饑荒。如果有一天中國能開拍1959年那場死人更多的饑荒，那麼國家才算真正的進步。
via 香港雜評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10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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