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joe: 2012

Monday, 31 December 2012

2012年12月28日徐友渔等网友强行架走保安，成功探访刘霞

Friday, 28 December 2012

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元老后代敛财细节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28, 2012 at 05:15AM)

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长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共八位元老的103名后代们聚敛巨额财富的状况。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27_china_corruption_bloomberg.shtml

Thursday, 27 December 2012

资中筠:三年大饥荒出国人员为何不准购食品回国 / 墙外楼 (December 14, 2012 at 11:43AM)

原题：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资中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书屋》2008年第1期

Tuesday, 25 December 2012

防火墙再添砖北京严厉封网前所未有 / 墙外楼 (December 25, 2012 at 01:12AM)

【看中国记者李翔一编译报道】据《纽约时报》12月23日（周日）报道，近些天，北京似乎加固了它的网络防火墙，封住了可以帮助大陆访问被禁网站如推特，脸书和YouTube的一些服务。

互联网分析师说，国际商业交易也都受到影响。中文版的“纽约时报”100％被封。

至少三个外国公司Astrill，WiTopia和StrongVPN已经向客户道歉，他们的VPN（虚拟专用网络）或者变得很慢或者根本不能用了。VPN是用来规避共产党政府防火墙的。目前，这些公司建议用户使用变通方案。

共产党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承认防火墙已经“升级了”，但是它也警告外国VPN服务供应商的活动是非法的。

北京封锁了网上政治敏感词的搜索，封锁了持不同政见者发的信息，并删除了任何它不喜欢的微博发贴。

防火墙也封锁了无数对世界其他地方用户公开使用的网站—从商业网站到新闻网站，政治活动网站到宗教传教活动网站。因此，大陆的用户不得不使用VPN来访问被禁网站。

外企也使用VPN，这不仅保护他们的商业交易，也防止政府的审查机构和竞争对手公司看到他们公司的通信。

“环球时报”援引在中国经营的外国技术公司一名匿名高管的话，没有VPN会损害公司的运作。

科技监控网站“The Next Web”的中国编辑Josh Ong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表示，外国公司报告了他们的企业VPN服务受到了中断。

Josh Ong说：“很多公司有政策他们必须使用自己的代理网络传输数据，尤其是进出中国的数据。你看那些银行或电子商业公司，或其他传输非常敏感信息的人，他们很多都是用公司的VPN。”

正如Bill Bishop在DealBook所写的，中国对互联网管理的升级“对那些想要相信领导层会推动改革的人是一大打击”。

Bill Bishop上个月说：“我自从2005年就住在北京，这是我所经历的对互联网限制最严的一段时间。”

Bill指出：“滥封国际互联网的大部分不会帮助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储备货币的。像过去数天那样的互联网控制程度也可能阻止外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迁到中国。”

“洛杉矶时报”北京局的Barbara Demick发推表示：“中国审查机构请注意：如果你封我们的VPN，亚洲新闻局就不得不搬到东京。这对中国不好。” 2012年11月5日推文

总部设在北京的投资和战略咨询公司BDA中国公司董事长，曾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Duncan Clark说：“现在是双重警戒，再双重警戒，永远听不到情况放宽松的时候。自从我来到这里，就从没见到过这种程度的控制，从一开始有互联网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了。”

Monday, 24 December 2012

离拉萨记（上、下） /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December 19, 2012 at 12:43PM)

文/唯色

进藏路上无数个检查站之一——羊八井检查站，我们在此遭拦阻20个小时。

“人性化”与“炒作”——离拉萨记（上）

拉萨火车站不让送乘客的人进车站，连站台票也不出售，全世界可能没有这样的车站。母亲和妹妹洒泪与我告别后，我自己进站，随之三个国保在一旁出现，都是我的族人，他们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态度友好，再三强调不是“训诫”，只是“谈话”。其中的含意我明白，他们有权“训诫”。因为时间不多，国保只是自说自话一番，没给我说话的时间，随后他们帮我提箱子，把我送上了火车，表示今后要和我交朋友。

三位族人，我本想说而未来得及说的话，只好在这里跟你们说。首先谢谢你们帮我提了箱子，不让送站的无理规定的确让我对两个沉重的箱子发愁。不过你们要求我不能把这次见面说出去，抱歉不能照办。我可以不对外说你们的名字（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告诉我的名字是真是假），但我的原则是和官方机构打交道必须透明。某些渠道有意识地放风——我与官方合作，如果这种见面不放上桌面，类似谣言就会变得真假难分了。

你们说，在我离开拉萨的最后一刻才找我谈话是一种“人性化”，是为了避免惊吓到我母亲及家人。对此我领情，七十岁的母亲被惊吓的确是我最大的顾虑。但是，我非常清楚有黑手伸进我的家庭，其中只有邪恶而非人性；我的亲戚朋友几乎都被“喝茶”，使得绝大多数亲友都远离我，我这次在拉萨三个月，原本那么亲密的亲戚出于畏惧被连累都未敢露面，这种人性亲情的丧失，“人性化”又在哪里？

的确，对我没有像半夜跳墙当着老人和孩子的面抓走“暴徒”一样，但是从强调对我的“人性化”中，可知的是在和对别人的做法相比。我的希望是，人性化不只是个例，而是应该在所有情况下对所有人同样的人性化。

你们谈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炒作”，似乎是对我的指责。好吧，正如你们所说，我们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为此我自然不能要求你们认同我对藏区和藏人现状的看法。你们说我炒作，夸大事实，我却觉得因为很多情况还没掌握，尚远未说得充分。而有关部门在“3•14”事件当天就炒作“有足够证据证明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四年半后的今天仍然未拿出任何证据，同时却把满街是军警的拉萨炒作成了“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就算我如实写西藏被认为是炒作，相比也是太小巫见大巫了，你们说是不是？

不过，这也是专制权力与生俱来的特性——自己一切都是“伟光正”，他人所做都是别有用心。这次我坐朋友的车回拉萨时，一路上数次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搜查，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带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因此遭拦阻二十个小时，差点不让我们进拉萨。西藏的各个角落被安装了数以万计的摄像头，却对百姓的一个摄像头如临大敌，这是不是有点荒诞呢？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强大国家，怎么会为一丝光线露出去的可能如此恐慌？

对你们所说的，你们掌握我在拉萨期间的所有情况，这我绝对相信，以国家之力掌握一个渺小个人，太简单轻松，毫不稀奇。只是我自信我的一切毫无秘密，都可以公诸阳光之下。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如图）。我回到北京后去洗印店冲洗了其中一个胶卷，什么都没有。

两个故事————离拉萨记（下）

先讲一个关于胶卷的故事：我一直有个愿望，用我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老蔡司相机，拍一套今日拉萨的城市照片。那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仅仅可以归为“行为艺术”。所以这次我回拉萨，带了一批在北京买的反转片，开始尝试完成这个艺术创作。

在拉萨的人都知道满街无处不在的军警随时会检查相机里是否有军警身影，我用胶卷拍摄，跟数码相机不同，经不起那种检查——一旦曝光就无法恢复。所以我在拍摄过程尽可能小心翼翼避开军警。拉萨的军警之多，想避开并非易事。我在拉萨的烈日下东奔西跑，最终拍出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我一时还不离开拉萨，我把拍完的胶卷托一位来拉萨旅游的汉人女孩带到内地，以便能够尽早冲洗。

女孩离开拉萨的前一晚到我家告别，我是在那时把胶卷交给她。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之前我们也没在电话里提到过。但是第二天她在机场过安检时，却被警察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着这些胶卷的背包里，可那把水果刀却是她从未见过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去做“进一步检查”。女孩只能在外面等待，直到飞机就要起飞，警察才把包还给她。而那时女孩已经没有充足时间检查，匆匆跑步登机。等到一切安定下来，她仔细一看，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被调换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现在，这十五个被掉包的胶卷在我北京家里。我在拉萨数日奔波的艺术创作，便如此消失在国家机器制造的茫茫黑洞中。

的确，国保可以无孔不入，他们用什么方式得知那女孩帮我带胶卷，我想不出。是我家客厅被偷装了窃听器或摄像头？还是数公里之遥的拉萨市公安局大楼竖立的高倍望远镜能看进我家窗子？不过，无论他们用什么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对代表国家法律的部门竟使用这种方式拿走我的胶卷，更使我感到惊讶。

在拉萨火车站与我谈话的国保先生，你们说要跟我做朋友，作为同族人、同乡人，我不会横眉冷对，可以和你们握手、对话，但是请勿使用“朋友”这个词。你知，我知，尽人皆知这种关系不可能是朋友。但既然你们是我的同族，我相信你们白天在镇压机器上遵命运转，深夜不眠时可能也会面对心中的真实，会对我们父老乡亲的境遇感到心疼。人追求功名利禄并不奇怪，你们身处体制也有不能不为之难，这都可以理解，不过我想给你们说另外一个故事——昔日的东德解体后，德国曾对迫害东德人民的军警进行审判，一位射杀过翻越柏林墙者的东德士兵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他只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命令，如果有罪也是上级有罪。但是法官仍然判决那士兵有罪。法官对做出判决士兵有罪的解释是——上级没有命令你不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个故事想说明的是，即使在极权体制高压下，体制内的人保护自身利益也并非一定要泯灭良心。只需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把枪口悄悄抬高一厘米，就可能使多少父老乡亲免于灾难。在我心目中，那才是更实际的“人性化”，而我们的同胞，也一定会记住这人性一面。

2012-12-2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via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2/blog-post_19.html

Thursday, 20 December 2012

毕节五男童冻毙之亡羊补牢 / 墙外楼 (December 19, 2012 at 02:53PM)

这个叫不叫“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原来畜生也会看文字，官员们太有才了

公知们期待的政改实现了。

加了一句违者责任自负，这婊子的牌坊就立起来了

人文关怀如沐春风啊

Tuesday, 18 December 2012

艾未未：没有自由中国经济增长难维持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8, 2012 at 12:40AM)

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压制公民权利和声音与现代时代不符。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press_review/2012/12/121217_ai_weiwei.shtml

Thursday, 13 December 2012

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 / 纽约时报中文网 (December 05, 2012 at 10:48PM)

薄熙来事件一度让胡锦涛在中共权争中占据上风，但其心腹令计划对儿子车祸的极力掩盖，却让他遭受沉重打击，备受掣肘。

北京——“谢谢，安好，勿念，”在一个中国社交网站上，一则帖子这样写道。这一简短讯息发自今年6月，看上去是来自23岁的令谷，而其父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助手，大权在握。此前有传言说令谷因整夜狂欢之后的一场法拉利车祸身亡，这个贴子起到了平息传言的作用。

后来的消息显示，这条讯息并不属实，是其他人用令谷的化名发布的——在令谷死亡将近三个月之后。

这一作假行为是压制法拉利车祸消息的众多复杂手段之一。这起车祸造成令谷身亡，并使车上的两名年轻女乘客严重受伤，其中之一随后死亡。事件的大体轮廓在数月前浮出水面，但如今更加明确的是，车祸和拙劣的掩盖行为造成了更重大的后果，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上月进行的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的进程。

今年入夏的时候，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显得相当强势。此前，其政治竞争对手网络当中的明日之星薄熙来狼狈下台，起因是他的妻子被指控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然而，胡锦涛自己也在厄运之中受损，党内的老领导——以其前任江泽民为首——因令计划之事向他发起质问。据称，令计划一手策划了掩盖其子死亡真相的行动，他是胡锦涛关系最紧密的亲信，也是胡锦涛的政治掮客。

据一些现任及前任官员、党内精英以及其他人士所说，此事的曝光帮助打破了艰难谈判的僵局，加速了胡锦涛的失势和新领导习近平的上升，并让江泽民从中得势，其盟友主导了由七个人组成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把胡锦涛的数名亲信排除在外。

这一事件也表明，领导人亲友的奢靡生活方式会给幕后的权力斗争带来何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党的欺骗行为越来越受到媒体审视之时。

很多党内知情人士为还原此事真相提供了信息。由于担心受到当局的报复，他们都要求在匿名的条件下发表言论。他们说，官方调查了车祸的后续情况，包括关于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向两名涉事女子的家庭支付封口费的传言。

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令计划曾担任领导层行政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但却在今年9月调任到一个实权较小的职务。上月，他未能升入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失去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一职位。

已经卸任党总书记一职的胡锦涛也立即让出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意味着他不会像江泽民那样保留权力。“早在离职之前，胡锦涛的力量就已经遭到削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名中层官员说。该部门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人事。

令计划的未来仍不确定，党内知情人士称，他的案子是对习近平的一次早期测试，即习近平是否打算把打击高层腐败的公开承诺坚持到底。

“习近平有权决定是否继续追究令计划，”曾为党内高层领导撰写演讲稿、如今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吴国光说。“无论如何，这是习近平手中的一张大牌。”

56岁的令计划是在共青团体系之内逐步升迁的。他在早年就获得了胡锦涛的庇护，后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领导共青团，并在1995年把令计划安排到中央办公厅。“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没有太多盟友，但他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令计划，”前述组织部官员说。“官员们说，令计划打的电话就相当于胡锦涛的电话。”

令计划在安排共青团资深成员担任要职和击败胡锦涛的对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令计划也有权左右涉及领导人事务的互联网审查，并力图通过操纵互联网来保护其庇护人。

“关于习近平的负面新闻，包括一些不实信息，遭到的压制并不像关于胡锦涛的负面新闻那么严厉，” 一名接近共产党高层的人说。

随着影响力不断增加，令计划试图保持低调。大概十年之前，他妻子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软件公司，组建了一个帮助年轻企业家发展的非营利性基金会。他和妻子将儿子令谷送进了北京的一所精英高中。“令计划曾经告诉他的家人，不要毁了他的事业，”令计划的一名前共青团同事说。“但是，这样的事情似乎无法阻止。”

令谷以化名“王子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去年毕业，获得国际关系专业本科学位，然后开始了研究生学习，专业为教育学。他的一位老师表示，在本科学习的后期，令谷的表现一落千丈。他说，“我认为，原因是诱惑太多、引诱太多。”

3月18日凌晨，一辆在北京四环路上超速行驶的黑色法拉利Spider跑车撞上护墙，反弹后撞到栏杆，车身裂成两半。令谷当场死亡，车上两名年轻的藏族女子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其中一个在数月后死亡，另一个还在养伤。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在一般情况下，惯常的做法是压制此类新闻、维护党的形象。但他们说，令计划走得更远，甚至谋划向领导层隐瞒自己儿子死亡一事。

《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和一张照片，但这个话题立刻就从网上删除。据一家大型外国跨国公司的高管透露，后来，车里两名女子的家人收到了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给予的补偿。他表示，给钱是“为了确保他们封口”。他所说的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该公司的一名公关主管拒绝回答有关此事的问题。

6月，海外中文媒体报道驾驶这辆法拉利的是令计划的儿子，香港杂志《亚洲周刊》则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前述社交网站信息来驳斥这些报道。一位知情记者说，“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是中央办公厅的令计划办公室。”

然而，掩盖事实的尝试超出了令计划的控制。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警方将受害者的姓氏记录为“贾”，与“假”字同音，打算掩盖真相的时候，警方有时会使用这样的标注。此举引发谣言，传闻称死去的司机与近期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贾庆林有关联，后者非常愤怒，并向前主席江泽民申诉。

前述党内知情人士说，令计划还动用了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来协助掩盖真相。此事激怒了身为江泽民盟友的警卫局前局长，也激怒了现任局长曹清，后者早就对令计划心存不满。

“他们说，令计划总是找曹清，让他做这做那，”一名出身官员家庭的女子说。“令计划非常过分，而且很无礼。”

今年7月，领导层开始讨论处理薄熙来的方式以及领导层换届的安排，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就在他们讨论各种安排的时候，老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来自一家中央政府媒体机构的一名官员说。“他们说领导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所以这个人不具备进入政治局的资格。”

有几个人表示，在与胡锦涛的一次交流中，江泽民也质疑令计划是否有“人性”，因为有人称令计划保持着繁忙的工作日程，没有恰当地哀悼儿子的死亡。

胡锦涛被迫牺牲自己的盟友，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当时正在追究薄熙来的违纪问题。“胡锦涛不想被人握住把柄，”一位前领导人的亲属说。

在一次重要的人事洗牌当中，习近平的一个老同事作为取代令计划的指定人选于7月份调到了北京，那时距领导层改组公开化还有六周的时间。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到9月份，令计划的事情和领导班子人选的谈判使得胡锦涛心力交瘁，以至于他似乎无奈地接受了失去权力和影响力的事实。与此同时，习近平开始接管军事事务，包括一个调整中国针对中日之间日渐升级的岛屿争端应对方略的小组。

via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2/05/c05crash/

港媒：习近平广东行不扰民并非真实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3, 2012 at 12:36AM)

香港《明报》报道说，习近平到达广州市东濠涌参观之前，附近路段被封，防暴警察开展巡逻。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12_xijinpin_visit_guangdong.shtml

Wednesday, 12 December 2012

中国前高官骂外国人义卖遭网民媒体斥责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12, 2012 at 08:38AM)

中国前高官贺铿骂参加广东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但收到假币的外国人“想丢中国人的脸”，受到中国众多媒体网民的驳斥。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11_china_official_comments.shtml

Tuesday, 11 December 2012

“蝗虫女孩”占海特 / 墙外楼 (December 11, 2012 at 08:28PM)

15岁上海女孩占海特拥有着和同龄人不同的花季，她是中国首位站出来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非沪籍学生，也是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最小上访者。

占海特的父亲占全喜于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因“非法集会”被警方以“妨害公务罪”拘留。12月10日，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占海特除了担心父亲安危之外，直言半年多来的维权“实属被逼无奈”，但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抉择。

“蝗虫滚出上海”

综合中国媒体京华时报和中国网早先报道，占海特祖籍江西，1997年出生于珠海，2001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上海读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后因无上海户籍，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后辍学在家。

因江西老家已没有可以照顾她的亲人，回老家读书就意味着势必要与父母两地分离。为争取异地高考权，自2012年春节后，占海特和父亲占全喜陆续前往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和教委上访，但得到的都是拒绝。

10月起，占海特开始通过个人认证微博进行维权，她在微博中曾这样写道：“户籍制度是中国的柏林墙，是横亘在所有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一堵难于逾越的高墙”、“让时间来证明一切，社会总是会往越来越公平的方向发展的。当年马丁路德金呼吁黑人与白人平等，也有白人反对。但是如今，他受到所有美国人的爱戴，不论黑白。”

她还通过微博上发出了公开“约辩”的邀请，但“约辩”现场最终演变成了外地籍家长和沪籍本地人的“骂场”，有些人质疑占海特只是被家长强推到前台，更有甚者斥责占海特为“蝗虫”，要求“蝗虫滚出上海”。

“争取异地高考是被逼无奈”

来自社会的压力并没有让这对父女停下维权的脚步。12月10日，上海警方对外通报称，占全喜因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聚众非法集会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警方称占全喜拒不配合民警劝离，还将民警抓伤，经口头传唤无效，最终强制带离，“放人没那么快，要走法律流程”。

占海特对于警方的说法难以认同，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电话采访时她表示，父亲占全喜是在广场上举办非沪籍家庭“亲子活动”时被警方带走的，同时被带走的还包括两位记者。当时参加的家长及子女人数总共不超过10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只是互相交流诉苦，“我们不是非法集会，更没有散发传单，现场16名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爸，推推搡搡，怎么可能会抓伤警察呢？即使有抓伤警察，也是警察他们自己抓的，这些我们都有视频为证”，占海特告诉记者。

在父亲被拘留以后，占海特将现场遭遇和照片先后发布到了腾讯和新浪微博上，但随后她的腾讯微博账号被删除，其新浪微博被禁言，直到10日才被恢复。

占海特同时告诉记者，目前全家在上海租房，因为自己和父亲坚持维权，当地警方和居委会不断向房东施加压力，房屋合同原本是2014年才过期，但房东已要求她们全家在2个月内搬离。

从“约辩”被斥到父亲被拘，占海特称自己一路走来并不后悔，“我争取异地高考权利实在是被逼无奈，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户籍而失学的例子”。

Saturday, 8 December 2012

轉自twitter

Hu Ping胡平 (@HuPing1) tweeted at 4:44 PM on Sat, Dec 08, 2012: 曲笔曾经是勇气，正如沉默曾经是抗议，但现在早不是了。现在，曲笔是两头取巧，沉默是默许。@pangjiaoming 曲笔这种春秋笔法真是奴才的文化，对精通此道且此津津乐道者真为人所不齿！ (https://twitter.com/HuPing1/status/277287491155931136) Get the official Twitter app at https://twitter.com/download

Friday, 7 December 2012

蔡子強：《一九四二》——饑荒與民主和新聞自由 / 香港雜評 (December 07, 2012 at 02:05AM)

【明報】從戲院走出來之後，心情一直十分沉重。

《一九四二》給人莫大的震撼

看的是馮小剛導演的新作《一九四二》。電影描述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發生於河南，一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大災難之故事。當時河南大旱，又發生蝗災，鄉民顆粒無收，飢寒交迫，為了活命，不得不離鄉別井，踏上逃荒之路，追尋一線縱然渺茫的生機。但可惜，戰爭，再加上官員貪腐，讓更大的苦難，以至死神，在逃荒的路上，冷酷無情的張牙舞爪。

電影拍得很沉鬱，只見逃荒的人群孤立無援地在大地上湧動，哀鴻遍野，給人莫大的震撼。災民最初都奮力求生，發揮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但隨着無盡的苦難，希望一點一點的被戳破，結果，或棄屍荒野，或販賣妻女，或淪為日奴……一個又一個的倒下，沒有希望，也沒有救贖。縱然偶爾迸發出半點人性勇氣、善良和尊嚴的火花，但在悲慘的命運巨輪之前，都被輾得剎那即滅。

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可恨

片中指出，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更可恨。如非國民黨官員貪腐無能，先向重慶隱瞞災情，到了災情遭揭發後，重慶忌諱輿論，被迫認真開倉賑災，但卻又遭這些官員上下其手，欺上瞞下，剋扣糧食，囤積倒賣，牟取暴利，災民又豈會走投無路。

片中的一幕，由陳道明飾演的蔣介石，叫來主管新聞的官員當面念社評，當念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評，當中揭發了河南慘絕人寰的災情，蔣聽後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避免家醜外傳，動搖國民政府的威望。

近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特稿，題為〈《一九四二》大公報記錄歷史〉，當中進一步憶述這段往事：

當年《大公報》的錚錚風骨

1942 年12 月28 日，《大公報》發表王工碧的長篇通訊〈河南災荒目睹記〉，為全國首篇就河南災情的詳細報道。文章記述，在初秋，賣兒女者尚多，那時一個少女或少婦還可以換百餘斤糧食，有論斤者，可賣至3元一斤，後來因買者絕少，已變為棄兒或送女。《大公報》同時配發的，還有時任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評〈天寒歲末念災黎〉。

到了翌年2 月1 日，《大公報》再發表張高峰題為〈豫災實錄〉的長篇報道，當中再提到，那時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報道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水、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痛苦，還揭露了當時人禍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次日，王芸生再配發長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社評指出：「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結果，歷史裏的蔣介石，就如片中所述一樣，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彼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譽獎章，王芸生美國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民眾嘩然，亦令《大公報》復刊後洛陽紙貴，發行量從停刊前的6 萬份激增至10 萬份。

大饑荒中的記者鐵筆

從中可見，當年的《大公報》，確是一份風骨錚錚，為民請命，敢於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報章。

片中也記述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得知大饑荒的消息後，歷盡千辛萬苦，前往災區採訪，之後《時代》周刊刊出了他撰寫有關河南哀鴻遍野的報道，忌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才讓蔣介石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倉賑災。

從中可見，記者的鐵筆，在一場饑荒中，可以起到如何關鍵的作用。

這些電影情節和史實，讓我想起一個有關民主和饑荒的學術討論。

199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印度經濟學家Amartya Sen，孩童年代曾經歷過導致也是300萬人死亡的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因而不單對饑荒的悲慘，也對饑荒的成因，有深切的體會。他認為饑荒之所以出現，並不是純粹因為食物不夠，而更多的是因為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和不公義，讓食物不能去到飢民手中，才會造成。1981年，他出版了《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對此作出深入的剖析，並把分析對象從孟加拉延伸至史上更多的饑荒，並得出類似的結論。

民主有助防範大饑荒

到了1999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書《Development as Freedom》，進一步大膽提出：

「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

（No famine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這是因為這些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也要面對輿論批評，因而有極強烈的誘因去設法避免出現饑荒和其他人為的大災難」；

（have to win elections and face public criticism, and have strong incentive to undertake measures to avert famines and other catastrophes.）

「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

（a free press and an a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constitute the best early-warning system a country threaten by famines can have）

而在同年他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刊登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一文中，他又再指出：

「如果能夠嚴肅看待，饑荒其實是可以預防的，而一個民主政府，面對選舉的壓力，以及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批評，便不能不如此做。毫不意外地，當印度在獨立之前受到英國殖民者統治，一直受到饑荒所折騰……但在獨立之後，建立了多黨民主和享有新聞自由的媒體之後，饑荒便一下子消失。」

新聞自由和反對派是最佳饑荒預警系統

Amartya Sen的具體研究資料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這個結論也有說得太盡之嫌，而遭一些學者與之商榷。後來他也解釋，他本來的意思是民主可以杜絕大饑荒，但卻不一定可以保證每個人都得到溫飽。

但無論如何，Amartya Sen的主要論點「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卻普遍受到各界所認同，也為《一九四二》這套電影，以及當年國民黨在河南大饑荒中因缺乏監察而滋生的嚴重貪污，以及打壓新聞自由，因而讓饑荒雪上加霜，災民更加水深火熱，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學術理論註腳。

如能開拍《一九五九》，那才是真正的進步

《一九四二》描述了抗日戰爭期間那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河南大饑荒，然而，於1959至1961年期間，卻有另一場因狂熱和好大喜功而引發的大躍進運動，因而造成3000萬人死亡的全國大饑荒。如果有一天中國能開拍1959年那場死人更多的饑荒，那麼國家才算真正的進步。

via 香港雜評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1087.html

悲劉霞活在一個瘋狂與荒謬的偉大祖國 / 都是那些日子 (December 07, 2012 at 09:27AM)

正當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前呼後湧之下到瑞典出席頒獎禮，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卻仍在監獄中服刑，他的太太劉霞在遭軟禁兩年多。昨天，美聯社記者竟成功突破中共監控，聲稱是趁看守劉霞的人去了吃午飯的空檔，跑入劉霞單位採訪。童工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她見到記者到訪，先是表現驚訝，隨即大哭，聲音顫抖地訴說兩年苦況：

「以為關一兩月誰知兩年都關完了」

「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這麼荒唐的地方，荒唐到我已經……我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對劉曉波得那個（獎），但是我真的沒想到，他得了獎，我不能出門，這個事情我一直覺得太荒謬了，我估計卡夫卡（Franz Kafka，荒誕文學著名作家）也寫不出這麼荒唐的事。」

真的，童工除了對劉曉波、劉霞遭遇感心痛外，真的，正如她所說，在偉大祖國之下，一切最荒誕、荒謬的事情也可以發生：

這個國家、有人得諾貝爾獎後雞犬升天、有人、得獎後卻是全家坐牢；

這個國家，有人可以一頓飯吃上萬元、有人、卻是連吃的也沒有；

這個國家，有人殺了人可以不用受罰，有人、被殺還要家人代多受罰；

偉大祖國本身己是一個荒誕劇，最瘋狂、最難以想像、最荒謬的事情，也可以在這個國度找到，正如，沒有人想到，被中共嚴密監視的劉霞，竟可以有外國記者登堂入室採訪！

或許，在這個國度、唯一找不到的，可能只有人性、公義、與法理！

via 都是那些日子 http://thosewerethedays.wordpress.com/2012/12/07/%e6%82%b2%e5%8a%89%e9%9c%9e%e6%b4%bb%e5%9c%a8%e4%b8%80%e5%80%8b%e7%98%8b%e7%8b%82%e8%88%87%e8%8d%92%e8%ac%ac%e7%9a%84%e5%81%89%e5%a4%a7%e7%a5%96%e5%9c%8b/

刘霞接受采访 /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December 06, 2012 at 08:37PM)

via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http://www.dw.de/%E5%88%98%E9%9C%9E%E6%8E%A5%E5%8F%97%E9%87%87%E8%AE%BF/a-16431247?maca=chi-rss-chi-all-1127-rdf

美联社访刘霞：软禁造成严重创伤 / bbcchinese.com | 主页 (December 06, 2012 at 10:14PM)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遭软禁26个月以来首次接受采访表示，超过两年的软禁给她带来严重身心创伤。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06_china_liuxiaobo.shtml

Friday, 30 November 2012

资中筠：余欲无言 2012年11月16日在“共识”座谈会上的发言/转自微博

艾未未不愿离开中国 /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November 30, 2012 at 04:31AM)

via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http://www.dw.de/%E8%89%BE%E6%9C%AA%E6%9C%AA%E4%B8%8D%E6%84%BF%E7%A6%BB%E5%BC%80%E4%B8%AD%E5%9B%BD/a-16417179?maca=chi-rss-chi-all-1127-rdf

英媒：爱滋危机阴影笼罩中国新领导人 / bbcchinese.com | 主页 (November 29, 2012 at 11:19PM)

《每日电讯报》说，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血液感染造成大批爱滋病毒受害者的丑闻。而负责掩盖丑闻真相的官员已经被任命为下届总理，他就是李克强。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1/121129_telegraph_aids_china.shtml

Thursday, 29 November 2012

BBC:中国官媒抨击歌星艾尔顿·约翰在华“挑衅” / 墙外楼 (November 28, 2012 at 09:02PM)

艾尔顿·约翰与艾未未在北京（25/11/2012）

艾尔顿在北京音乐会上声称，将整场演出都献给艾未未。

中国官媒星期三（11月28日）对英国知名歌星艾尔顿·约翰在北京音乐会上的“挑衅”之举提出谴责。

11月25日，艾尔顿在北京音乐会上声称，将整场演出都献给艾未未。艾未未是知名的异见艺术家，经常批评中共政权。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艾尔顿出乎意料的举动显然不是对他来中国演出合同、以及对现场观众的尊重。”

社论抨击说：“他强行把政治内容塞进这个本应纯娱乐的演出过程，这样的违约行为根本没有顾及现场观众的感受。”

2008年，冰岛知名歌星比约克在上海举行的音乐会上突然高呼“西藏独立”，也令现场观众感到不知所措。

《环球时报》社论批评称，艾尔顿的表现“缺乏尊重他国习惯和规则的涵养，以他的年龄还搞如此轻浮的逞能出位，让人大跌眼镜”。

社论抨击

社论建议，“今后中国的观众完全没有必要对这类挑衅客气，而应当场向挑衅者抗议，甚至将他轰下台，给他难堪”。

艾尔顿预计将在下周重返中国，并在广州参加一个音乐会，然后前往韩国、马来西亚和香港演出。

目前，广州音乐会门票星期三仍在出售，主办单位称文化部门没有通知取消这次演出。

艾未未则表示欢迎《环球时报》的这一篇社评，因为“他们至少开始议论人们在谈论的话题”。

Tuesday, 27 November 2012

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ovember 27, 2012 at 06:13AM)

平安免于拆分后，温家宝的亲属和他妻子的朋友低价获得了大量平安股票。他们通过复杂的持股结构一度控制了平安3.2%的股权，在平安上市后获得了可观增值。

中国深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家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其负责人劝说中国领导人放松要求拆分该公司的规定。

1999年秋，官员们被告知，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的生存危在旦夕。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这两名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

《纽约时报》查阅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写给温家宝的一封信。马明哲在信中请求道，“恳请温副总理从更高的层次予以领导和协调。”

后来平安没被拆分。

事实证明，努力游说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平安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以500亿美元（约合3113亿元人民币）的身价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而在幕后，温家宝的亲属得到了平安的股份。一旦平安实力回弹，这些股份将会价值几十亿美元。

本报上月报道，在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后的任期内，他的亲属变得非常富有，获得了旅游度假村、银行、珠宝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截至目前为止，他们财富的最大来源是平安的股份。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他们买进了平安的股份。

监管记录和公司记录显示，远在大多数投资者能购买平安的股票之前，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公司便通过早前在平安持有股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平安的大宗股权。不久后，泰鸿便被温家宝的亲属控制了。不管怎么看，该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获利颇丰。据采访和公开文件显示，泰鸿2002年12月购买平安股份时的价格是另一家大型投资者英国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两个月前的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截至2004年6月，即便在平安于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温家宝亲属所持股份的价值已是四倍于从前。截至2007年，泰鸿最初那6500万美元的投资已价值37亿美元。

公司记录显示，温家宝的亲属通过那笔投资获得的利益极有可能在2007年年底达到22亿美元的峰值。2007年是泰鸿作为股东的记录公开可查的最后一年。因为泰鸿不再出现在平安的公开文件中，目前尚不清楚温家宝的亲属是否继续持有平安的股份。

同样无法获知的是，温家宝和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亲自介入，批复了平安不要拆分该公司的申请，以及温家宝对自己亲属持有的股份是否知晓。

但平安的内部文件、政府文件以及同银行家和平安前高管的采访表明，在参加了相关会议的监管部门中，副总理办公室和央行都名列其中，且都有权批准不拆分平安。

文件显示，只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得到了类似的批准，免于被拆分，而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都被迫进行了拆分。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都按照拆分要求，出售了在其他机构的资产。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的规定是金融危机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实行的。

平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过并不知晓股东背后的所有机构的背景。平安还表示：“股东之间的任何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正当权利。”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请其为本文置评的电话。早些时候，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严厉批评了本报对温家宝家属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调查，称“有关媒体的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本报上月报道了总理家族的财富后，代表温家宝家族的律师称本报文章中有未指明的错误且温氏家族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屏蔽了中国大陆对《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的访问，称采取该行动“符合法律和法规”。目前，对本报中英文网站的屏蔽仍在继续。

本报无法和温家宝或戴相龙取得联系以求置评。预计温家宝将于明年3月退休。而戴相龙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参与了平安2004年香港上市，及其后来2007年上海上市的中外银行家和律师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温家宝的亲属获得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曾持有大量的平安股份，并在平安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时，作为主承销商。两家公司的高管也表示，从未被告知温家人的持股情况。在平安的敦促下，这两家投资银行也在2000年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提出请求，不要按照规定拆分平安。2005年，两家投行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把他们持有的平安股份以一起卖给汇丰银行。出售价约为10亿美元，比他们最初投资上涨了14倍。

《纽约时报》查阅的几千页公开公司文件显示，温家宝的亲属并未直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持有平安股份，而是用一层又一层隐蔽的合伙人关系掩盖了他们的持股状况。

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温家的一位富商朋友段伟红称，其实是她持有那部分平安股份，而温家宝亲属出现在持股记录上，只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包括借用他们的身份证件，并取得他们的签名。

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运营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司信息，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有详细的法规。这些信息包括大股东的身份，以及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是否为关联方等等。但是法律专家称，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一般都很弱，这点在大陆地区尤甚。他们说，也有一种名义股东的习惯做法，亦即由某人代表另外一个人持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都无法一窥究竟。

《纽约时报》并未发现有迹象显示，这方面的法规或任何其他法律被违反，也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温家宝以本人名义持有平安股份。

在研究过《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发表评论。北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并未回应质询。

平安现在最大的股东、持有15.5%平安股份的汇丰银行，也拒绝发表评论。汇丰银行上周宣布，作为其广泛筹资活动的一部分，正在考虑出售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

如今，平安是一个成功的大集团，去年的营收为400亿美元，在中国有约50万名保险销售员。它是中国唯一的完全一体化的金融机构，拥有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

2010年末，平安进一步增强力量，宣布了一个40亿美元的交易，并从此控制了中国中型商业银行之一，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个新的公司总部，一栋115层的壮观办公楼。该大楼由纽约建筑公司KPF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所设计。

差点被拆分

高中毕业生出身的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最初是袁庚的助手。袁庚是中国最早的一些经济改革中的先驱者，也是平安保险的早期领导者。

袁庚欣赏马明哲的聪明才干，因而让他负责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园的人事工作，并最终让他负责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新兴海滨城市深圳生根发芽。

马明哲的时机很好。那时中国刚刚开始重构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政府开始打破共产党干部在养老金、社保和住房保障上的铁饭碗。

尽管平安创立之初是国企，却是首批实验西方管理模式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聘用保险业务精算师，开展后台运营工作，及引入外国股东。

1988年，平安成立。马明哲负责协助管理这家小公司。几年后，他为公司寻觅美国的知名股东。

1994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各自出资约3500万美金，购买了7.5%的平安股份。在当时，这是一家中国金融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

平安最初的成功大多归功于马明哲。马明哲是个充满冲劲的高管，因其管理技巧、政治技巧及冒险精神而受到推崇。

“他具备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所有特质，”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管理平安上海分公司的严峰称，“他学习能力很强，知道怎么适应新形势，而且做事很有决心。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软，该公司的增长动力遇到了问题。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几近破产。

平安辛苦得来的财富也开始不断蒸发。和中国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一样，平安是利用可以保证大笔收益的长期投资产品来赢取新客户，这些收益是利用银行在通胀时期为存款提供的高额利率来获得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利率暴跌，该公司也损失惨重。

1999年，平安的高管开始承认，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作为一家联合控股的股份公司，平安拥有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很多这些公司都拒绝通过购买更多股份，为平安提供需要的资本金来进行救助。

平安一名前高管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透露，“当时大家都不确定平安能不能继续下去，以后会怎么样。”

此外，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为担心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北京的监管机关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经营活动的范围。

银行被告知要出售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则必须在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间做选择，而不再同时经营两者。

1998年中国新的保险监管机构成立，之后它开始施压，让平安拆分其信托和证券业务，并将人寿和财产保险部门分成独立的公司。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该机构已经做好计划，要对平安及其他保险公司进行拆分。

“分业经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马永伟对媒体称，他还表示将“深化保险系统的改革”。

监管机构让步

在公司即将拆分之际，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开始给北京的领导人写信，向助手口述备忘录提醒自己要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杆”，还列出详细的图表，规定平安每一位高管应该担起的游说责任，上述记录的副本显示。这些副本已经经过了前平安高管的核实。

马明哲将自己的精力锁定在中国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上，国务院由38名成员组成，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此外，平安还同时向有监管保险业责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寻求帮助。

温家宝地位独特。他曾在权力巨大的中央金融工委任书记，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于1998年，负责监督中国的银行业、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平安的会议记录以及对出席者的采访显示，马明哲和这些监管者见了面，称自己的公司临近破产，希望他们能够批准该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从而改善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目前，平安的寿险亏损，产险和信托微有盈利，”马明哲在1999年9月29日写给温家宝的信中说道。平安两名前任高管证实了这封信的内容。

在不进行彻底拆分的情况下，马明哲提出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在征求了其他投资者的意见之后，提议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实际上分开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但同时又将这两个部门，以及证券和信托部门，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

他说，这个公司将重组为平安集团，《纽约时报》查看过的平安文件显示。之后，他就开始为自己的提议寻找支持者。

2000年1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们联名给温家宝写信称，拆分将“违反中国鼓励并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纽约时报》查阅的该信函的副本显示。这封信的真实性已经由这两家投资银行的前任高管证实。

上述美国投资银行警告说，“作为美国上市公司，我们可能需要披露与投资平安相关的损失。这对于向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并没有帮助。”

《纽约时报》查阅到的公司文件显示，这封信发出之前，平安高管以及两家美国投资银行已经进行了数月的积极游说，劝说北京的其他高层官员，包括中央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让平安保持完整。

早在1999年，平安高管也已经开始与温家宝的家人进行接触。

前平安员工胡坤曾在1997年至2000年之间担任马明哲的助理。胡坤回顾了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1999年的一次会面。

胡坤表示，他没有被告知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但他记得马明哲的反应。胡坤说，“因为那次会面，马董事长很激动。”胡坤现在居住在美国，他声称，平安欠自己5.2万股股票，并曾因此与平安产生了纠纷。

《纽约时报》查阅的公司记录显示，1999年6月17日下午，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以及时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会面，随后还共进晚餐。

席间谈话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但双方的关系似乎开始蓬勃发展。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张蓓莉的亲戚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开始在平安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占据办公空间，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文件显示。几位平安前高管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后，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与人共同建立的创业企业，从平安赢得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合同。

现年56岁的马明哲仍然控制着平安集团，他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胡坤的回忆，及《纽约时报》查阅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平安的游说努力，以及与温家宝亲属会面的情节，通过对四名曾在同一段时间，在该公司深圳总部与马明哲和胡坤共事的高管进行采访得到了印证。

此外，当时负责北京代表处的李春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在那段时间，他曾带张蓓莉与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会面。

但文件和采访并没有揭示，几次会面，是否对政府监管部门放弃拆分平安的决定产生了影响。不过在2002年4月，中国的最高监管部门作出了决定。经过国务院及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平安开始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的过程。

该公司不仅获准保留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牌照，还获准保留经营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牌照。平安还获准取得了一张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上，这些牌照价值连城。

瑞银(UBS)长期关注保险行业的驻香港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享受到了挖掘金矿一般的高回报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2002年底，平安不仅安然渡过了下滑趋势，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公司的重组促进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当年10月，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汇丰银行同意支付6亿美元，从平安购买10%的股份。仅仅一年多以后，监管部门就批准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销售股票。

在平安筹备赴香港上市时，一群与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北京高层官员有紧密联系的投资者，正在静悄悄地大量囤积平安股份。

买进平安

平安披露的信息显示，2002年12月26日，来自总理故乡的温家好友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公司，通过一家名为泰鸿的企业购入平安股份。记录显示，之后不久，温家宝的亲戚，及其妻子的同事控制了这个投资工具。

根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供的文件，泰鸿先是从全球运输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为“中远”）手中购买了7770万股平安股份，后来又从中远的大连分支机构购入220万股。股份一拆二之后，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翻番。因此，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2004年6月，即平安在香港上市前夕，泰鸿持有1.598亿股平安股份，约占总股份的3.2%。

在一次采访中，段伟红称，为了购买这些股份，她每股花费了约40美分（按照当前的汇率），共计6500万美元。

分析人士称，这一价格似乎享受了非同寻常的大折扣，因为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汇丰购买了平安10%的股份，每股约1.6美元。

中远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对泰鸿而言，这笔买卖大获成功。2007年，平安股价达到峰值，这1.59亿股的估值为37亿美元。不过，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泰鸿已于2007年前大幅降低了持股额。

根据公司和监管文件，尽管泰鸿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平安这比交易的受益人隐藏在温家宝的亲属控制的十几个投资工具之后，包括他的一个弟媳、他妻子张蓓莉的两名兄弟，以及她的数个长期同事和生意伙伴。所有这些人都与段伟红一起，列为泰鸿的持有人。

根据公开文件，到2007年，温家宝总理现年91岁的母亲，通过与泰鸿相关的两家投资公司，持有价值1.2亿美元的平安股票。

段伟红称，她从2000年开始认识温家宝的家人，但这些平安股份都是为她个人的账户购买的。她说，温家宝的亲属之所以出现在泰鸿的持股记录里，仅仅是因为她的公司借用了他人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以便向公众掩盖她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她称，总理亲属的身份证是错误借用的。

段伟红说，“最后的收益，100%都归我所有。”

余波

2001年，中国颁布了新的法规，限制共产党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股票交易。

比方说，法规禁止负责国有企业的共产党官员利用亲属来买卖上市国有企业的股票。这些亲属包括父母、子女，甚至还包括子女配偶的亲属。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与家庭成员分享内幕信息的迹象。

但是，《纽约时报》咨询的分析人士称，关于这些亲属持有的股份，有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谁可能知晓这些亲属购买了股票，以及是否有人应当承担披露这些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称，他们既不知道这些股份买卖活动，也没有参与到交易中。

这两家公司还称，典型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程序中，不太可能发现隐藏在多重投资工具背后、采用陌生姓名的股东的真正身份。

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管法规，公开上市的公司及帮助其承销股票的专业服务伙伴，有法律义务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的身份。《纽约时报》发现，即便是在持股最多的时候，温家宝家人的投资工具泰鸿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也从未超过3.2%。

另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是，泰鸿如何能够以似乎极其优惠的价格购买平安的股份。到2002年底，随着汇丰的一大笔投资，平安的IPO前景已经极度看好。

法律专家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在平安2004年上市之前，谁作为中间人促成了这些亲属购买该公司的股份，以及这些撮合交易的人是否试图从监管机构得到好处。

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中国司法系统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选中了这些人，以及他们获得这些股份的条件是什么？很显然，每个人都想在一桩热门IPO进行之前参与其中。”

via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1/27/c27pingan/

Monday, 26 November 2012

艾尔顿·约翰北京献歌艾未未 / bbcchinese.com | 主页 (November 26, 2012 at 02:09PM)

英国著名歌星艾尔顿·约翰在其北京音乐会上声称将整场演出献给艾未未。

via bbcchinese.com | 主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1/121126_eltonjohn_aiweiwei.shtml

《纽约时报》一场游说、一笔横财和一位领导人的家庭 / 墙外楼 (November 26, 2012 at 12:04PM)

《纽约时报》11月25日头版报道温家宝家人与平安联系

《纽约时报》记者将自己11月25日题为《一场游说、一笔横财和一位领导人的家庭》（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的报道称为“中国总理温家宝富裕家人系列之二”。

以下为报道全文：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曾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一些金融机构进行分立。而一家饱受财务问题困扰的中国保险公司曾力图使中国官员放松这一规定。

当时为此进行努力的正是2007年为在上海鸣锣上市的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

1999年秋，中国官员曾被告知，平安集团危在旦夕。相关意见曾直接上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及当时的央行行长之处。此二人当时总览金融业监管的大权。

在《纽约时报》获得的致温家宝的信中，马明哲写到：“我谨请求副总理高屋建瓴地领导并协调此事。”

平安最终没有分立

从这次成功的结果来看，游说的力是无穷的。

平安随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其500亿美元的总资产超过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及保诚集团（Prudential）。但在幕后，温家宝的家人持有大量的平安集团的股份，只要该公司业绩反弹，这些股份将价值数十亿美元。

《纽约时报》上月曾报道称，在温家宝任内，其家人通过在度假地、银行、珠宝公司占有股份而获利颇多。

而根据《纽约时报》到目前为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温家宝家人的财富之中，最大的来源是平安集团的股份。这些股份购买于该集团被免于分立约八个月之后。

据监管方及集团记录显示，早在大多数投资方可以购买平安股份之前，一家名为泰鸿投资的公司从一家国有单位收购了平安集团的一大笔股份，而泰鸿公司不久后为温家宝的家人控股。种种迹象表明，泰鸿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其2002年12月从平安购得的每股价格仅为另一家投资公司（英国汇丰控股）两个月前所付价格的四分之一。

2004年6月，温家宝家人掌握的股份价值已经增长了4倍，而这还是平安在香港上市之前。到2007年，泰鸿最初投资的6,500万美元已经价值增长到37亿美元。

据集团记录显示，温家宝家人的投资收益在2007年末最高时达到22亿美元。2007年后，泰鸿的股东信息不再公开，因为该公司已不在公开的文件之列，也不清楚温家宝家人是否在该公司继续持股。

目前尚不清楚的还有，在平安集团免于被分立的决定中，温家宝或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曾亲自出面过问，以及温家宝本人对其家人在平安掌握的股份是否清楚。

但根据平安集团资料、政府档案以及对平安前高管的采访内容显示，温家宝副总理及央行办公室属于使平安免于分立的监管者之列，只有这些监管者有权签署赦免令。

据资料显示，当时只有两家国有金融机构免于分立，而另外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被强行拆分。在金融危机后，由于担心金融体系不稳，金融机构被要求进行强制分立。当时很多大银行都执行了这一要求。

平安在给《纽约时报》的声明中称，该集团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但对持股人的背景并不知情，“股东之间买卖股份是其合法权利”。

中国外交部对本文调查内容未回电置评。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调查温家宝家人资产的行为严辞驳斥，称这是“污蔑中国”，“别有用心”。

在《纽约时报》前一次报道后，温家宝家人律师回应称，文章内容空泛不实，其家人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此外，中国已对《纽约时报》英文及中文网站进行屏蔽，称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参与到平安2004年在香港及2007年在上海上市的西方及中国银行界人士及律师称，他们并不知道温家宝家人拥有平安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及高盛均持有平安的大量股份，两个公司高管都表示并未被告知温家宝家人持有平安股份。在平安成功先例的激励之下，两家投资银行于2000年分别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请求免于分立（平安）。这两家银行的私募股本分部于2005年以10亿美元的价格将其联合股份出售给汇丰控股。这个价格比其初始投资增长了14倍。

《纽约时报》所分析的数千页的平安集团资料暗示，温家宝家人所持股份并非直接在自己名下，而是通过盘根错节的合伙人关系而遮遮掩掩地持有。

温家友人、富商段伟红10月在采访中称，平安的股份实际上是她的，温家宝家人只是“偶然”（in an accident）出现在股权记录上。通过借用了他们的身份证和签名。

对影响上市公司运营的信息公开，诸如大股东身份及公司是否掌握大量股份的细节，中国和香港都有详细规定。但法律专家表示，这种法律的执行通常比较松弛，尤其在中国大陆。而且中国有所谓“代理持股”的风气（a culture of nominee shareholders），即某人出面为另一人持股的做法。对这种行为，即便最经验丰富的律师和会计师也无从入手。

《纽约时报》同时指出，没有迹象显示存在违法及违规现象，也没有证据显示温家宝名下持有平安集团的股份。

香港证券及期货监管委员会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对《纽约时报》的调查置评，中国证券监管委员会也并未作出回应。

汇丰控股目前持有平安15.5%的股份，是最大股东，该集团拒绝对此事置评。该公司上周表示，正在考虑抛售平安的股份，以此筹措资本。

平安目前是一家成功的集团，去年总资产为400亿美元，在全国建立超过50万保险分支机构。迄今为止是中国最具综合性的金融机构，包括全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及证券交易公司。2010年下半年，平安斥资40亿获得了深圳发展银行的控股权。

平安死里逃生

马明哲是平安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在高中毕业后即成为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先锋、平安早期领导袁耿的助手。马明哲此后很受袁耿的赏识，袁任命他负责一个工业园区的人力资源工作，此后转战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的机遇很好，恰逢中国对国有经济改制之机，政府开始大规模废除铁饭碗制度。

尽管平安起初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却是首批试验西式管理制度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精算师、企业后台运作及外方持股等新理念。

平安在1988年成立之初只是一家小公司，由马明哲负责管理。但在数年之后，马明哲已经开始在美国物色大股东了。

1994年，摩根和高盛的私人股本部门分别花费3,500万美元购得平安7.5%的股份。那时候，这是中国金融机构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外来投资。

平安公司早期的成就大多归功于马明哲。他是一个个性强硬的高管，其管理方式和政治技能颇受赞赏，尤其是他勇于承担风险。

在上世纪90年代帮助经营平安驻上海分部的Yan Feng说：“他具备一位伟大企业家的所有品质”。“他学习能力强，懂得如何适应新形势，做事也非常果断，他也会竭尽所能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该公司增长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陷入困境。当时正值中国经济在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走软。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时，中国一些大型银行几乎没有偿债能力。

平安辛苦赚的的财富也正在挥发。和多数中国保险商一样，基于银行在通货膨胀时期提供的存款高利率，平安赢得新的投资产品客户，保障了长期的高收益。当金融利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下跌，损失就开始积累。

在1999年，平安高管开始承认公司将很快面临破产。作为一家联合控股公司，平安拥有大型机构投资人，多数是国有企业。但是，它们很多都拒绝通过购买额外股份支援平安。

一位平安前匿名高管说：“它们不确定平安能否幸存下来”。

平安也面临政府方面的不断施压。由于担心对金融系统造成系统性风险，北京监管人员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各自商业活动范围。

银行被要求在经纪公司或信托公司出售股份；而保险公司不得不选择在人寿保险或财产保险领域选其一运作，而不是二者同时运作。

1998年中国新保险业监管机构成立以后，就开始施压平安摆脱其信托和债券业务，并将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分别划入不同的公司。

在1999年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马永伟表示，该机构已经拟好分立平安和其他保险公司的计划。马永伟向媒体表示，分立方案已经递交国务院审批。他还补充道，这些方案将深化中国保险系统改革。

推向监管者

根据由平安前高管证实的这些记录中一份复本内容，面对自己公司即将被拆解的境遇，马明哲火速致信北京领导人，亲述备忘录，以便提醒自己将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俱乐部”，并且持有详细的流程图，列出了每位平安高管的游说职责。

马明哲本人集中精力游说国务院。其中高层领导人就是时任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平安同样也寻求并得到了当时央行行长戴相龙的支持。戴相龙同样也负责监管保险行业。（编者注：戴相龙1997年7月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主席）

温家宝所处位置独特。他当时是中央财政金融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该委员会1998年成立，职能是监督银行业、证劵和保险监管部门以及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

根据平安会议文字记录和对与会者的采访，当马明哲见到监管者们，他告诉监管者们自己的公司正面临破产境遇，请求他们批准一次香港股票发行，以帮助支撑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马明哲在1999年9月29日写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信中说：“现在，平安人寿保险正在亏损，财产保险和信托公司只能收到薄利”。两位平安前高管确认了这份信的内容。

宁可不愿公司完全被分立，马明哲提供了一个中间做法。通过向其他投资人寻求建议后，马明哲提出，成立一个控股公司，从而有效地将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区分开来，但是同时将证劵和信托部门一起，把它们归于同一个法人名下。

根据《纽约时报》得到的平安内部文件，马明哲当时说，该公司将重新取名为“平安集团”（Ping An Group)。然后，马明哲开始寻找盟友以便推销他的这一提议。

《纽约时报》得到的信件复本显示，2000年1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来自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投资公司的高管联名向温家宝写信，指出解体（平安）将“违反中国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两大投资银行的前高管对这份信的真实性已予以证实。

这些美国投资银行警告称，“作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关于在平安的投资，我们按要求将公开我们的损失情况。这可能会对中国向外树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没有多大帮助”。

根据《纽约时报》得到的公司文件，这封信是平安高管以及两大投资银行经过数月游说攻势而发出的，为的是说服其他北京高层官员，包括央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保全平安（防止被分立）。

而早在1999年，平安高管也开始同温家宝家人联系。

在1997年至2000年间曾在平安担任马明哲助理的胡坤回忆道，1999年马明哲曾和温家宝妻子张蓓莉举行过会面。

胡坤说，他并没有被告知两人会面所谈内容，但是他记得自己老板当时的反应。胡坤说：“就因为那次会面，马明哲变得非常兴奋。”

胡坤现在生活在美国，他曾和平安就52,000股份存在纠葛。胡坤本人认为这些股份是自己的。

《纽约时报》看过的公司记录显示，马明哲是在1999年6月17日下午同张蓓莉举行的会面，之后还和张蓓莉以及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李春彦共进晚餐。

虽然不知道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开始活跃起来。大约是在同一时期，一家由张蓓莉亲属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将办公地点开始移至平安驻北京办公大楼。这些是根据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记录看出的。根据采访平安前高管还发现，之后，一家由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共同成立的新企业赢得平安一份利润丰厚的技术合同。

现年56岁的马明哲仍然掌管平安（集团）。他拒绝就此报道置评。

通过采访和马明哲以及胡坤当时同一时期在深圳平安总部共事过的四位高管，再次证实了胡坤的回忆内容，也证实了该报有关平安游说努力以及平安同温家宝家人会面的内容。

此外，李春彦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也证实，正是自己带张蓓莉去见平安主席马明哲。

这些文件和采访并没有透露那些会面是否在政府监管部门放弃分立平安的决定中扮演角色。但是，在2002年4月，中国最高监管机构发出了最终裁定。经国务院和保险监管部门审批，平安开始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

该公司（平安）不但被允许保持财产和人寿保险许可，而且还被授权经营一家经纪公司和信托公司。它还被允许获得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严格监管的市场氛围之下，这些许可证加起来，可谓一笔财富。

瑞士联合银行驻香港资深保险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他们是少数可以享受那些掘金利润的人”。

在2002年后半年，平安不单度过了经济低迷期，其发展前景开始一路向好。该公司对巩固收入和利润正在进行调整。在2002年10月份，汇丰银行同意以6亿美元购得平安10%的股份。1年多后，监管部门批准了平安在香港证劵交易的上市和出售股份的申请。

就在平安正准备香港上市之际，一些和温家宝等北京高层官员关系紧密的投资人团体正不声不响地积累平安大量股份。

买平安保险

2002年12月26日平安文档显示，温家宝一位故乡朋友段伟红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名叫泰鸿的公司收购了大量平安股份。记录显示，温家宝家人和温家宝妻子同事很快便控制了这一投资工具。

根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交的文件显示，泰鸿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购得平安7,770万股份，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大连的子公司购得2,200平安股份。一股股票分割使得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加倍。所以在2004年6月，就在平安香港股票发行之前，泰鸿握有1.598亿股份，根据公开募股数据，这一数额大约是平安股份的3.2%。

泰鸿所有者段伟红女士在一次采访中称，按照当前的汇率变化，为了购得平安股份，她每股花费40美分（总价值为6,500万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价格看上去似乎已经够高，但却是不同寻常的折扣。因为汇丰银行在两个月前已经以每股1.6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其10%的股份。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并没有回电置评。

对于泰鸿，这算得上具有轰动效应的收购。到了2007年底，当平安股票达到高点时，泰鸿1.59亿的股份价值就相当于37亿美元，尽管泰鸿在2007年已经大幅减少所持股份。

根据企业及监管文件，虽然泰鸿是有案可查的股东，但平安这一交易的受益者则隐藏在十多个由温家宝家人控制的投资工具背后。这里所说的温家宝家人包括其两位妹夫和一位弟媳以及一些张蓓莉长期的商业伙伴和同事。

到了2007年，温家宝现年91岁的母亲通过和泰鸿有联系的一对投资公司握有的平安股份价值就高达1.2亿美元。

段伟红自称她认识温家宝母亲是在2000年。她说，自己是用个人账户购买平安股份。而温家宝家人仅仅是在泰鸿股权记录中出现，因为她的公司为了设法蒙蔽她在平安的持股, 因此她的公司错误的使用了温家宝亲属的身份证。她说：“最后我收到了百分之百的回报”。

后果

在2001年，中国出台新规，就中共党员及家属在上市股份的交易设立限制措施。比如，新规禁止党内负责国有企业的官员利用他们的父母和孩子（或者他们孩子的配偶的家属）从事上市国有企业股份交易。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同家庭成员分享内部信息的迹象。

但是，据《纽约时报》咨询过的分析师称，对于温家人家人所持股份尚有很多问题未解，比如谁可能是那个了解家人购买股份的人；是否任何人都有公布那种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投资公司高管都表示，没有察觉到这种股份购买，也没有参与这种交易。

这些企业还表示，一次典型的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不可能公布最终的股东身份，这些股东利用难以识别的名称隐藏在多层投资工具之后。

根据中国大陆和香港相关条例，公开上市企业及帮助他们将股票卖给公众的专业合作伙伴依法有义务公布那些仅仅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身份。《纽约时报》发现，作为温家投资工具之一的泰鸿在其经营最高峰时期所持的股份从来没有超过3.2%。

另外一个待解的问题是，泰鸿是如何能够以一个似乎高折扣的价格购买到平安股份的。在2002年末，在汇丰银行巨额投资之后，平安已经成为IPO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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