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1月25日头版报道温家宝家人与平安联系
《纽约时报》记者将自己11月25日题为《一场游说、一笔横财和一位领导人的家庭》（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的报道称为“中国总理温家宝富裕家人系列之二”。
以下为报道全文：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曾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一些金融机构进行分立。而一家饱受财务问题困扰的中国保险公司曾力图使中国官员放松这一规定。
当时为此进行努力的正是2007年为在上海鸣锣上市的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
1999年秋，中国官员曾被告知，平安集团危在旦夕。相关意见曾直接上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及当时的央行行长之处。此二人当时总览金融业监管的大权。
在《纽约时报》获得的致温家宝的信中，马明哲写到：“我谨请求副总理高屋建瓴地领导并协调此事。”
平安最终没有分立
从这次成功的结果来看，游说的力是无穷的。
平 安随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其500亿美元的总资产超过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及保诚集团 （Prudential）。但在幕后，温家宝的家人持有大量的平安集团的股份，只要该公司业绩反弹，这些股份将价值数十亿美元。
《纽约时报》上月曾报道称，在温家宝任内，其家人通过在度假地、银行、珠宝公司占有股份而获利颇多。
而根据《纽约时报》到目前为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温家宝家人的财富之中，最大的来源是平安集团的股份。这些股份购买于该集团被免于分立约八个月之后。
据监管方及集团记录显示，早在大多数投资方可以购买平安股份之前，一家名为泰鸿投资的公司从一家国有单位收购了平安集团的一大笔股份，而泰鸿公司不久后为温 家宝的家人控股。种种迹象表明，泰鸿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其2002年12月从平安购得的每股价格仅为另一家投资公司（英国汇丰控股）两个月前所付价格的 四分之一。
2004年6月，温家宝家人掌握的股份价值已经增长了4倍，而这还是平安在香港上市之前。到2007年，泰鸿最初投资的6,500万美元已经价值增长到37亿美元。
据集团记录显示，温家宝家人的投资收益在2007年末最高时达到22亿美元。2007年后，泰鸿的股东信息不再公开，因为该公司已不在公开的文件之列，也不清楚温家宝家人是否在该公司继续持股。
目前尚不清楚的还有，在平安集团免于被分立的决定中，温家宝或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曾亲自出面过问，以及温家宝本人对其家人在平安掌握的股份是否清楚。
但根据平安集团资料、政府档案以及对平安前高管的采访内容显示，温家宝副总理及央行办公室属于使平安免于分立的监管者之列，只有这些监管者有权签署赦免令。
据资料显示，当时只有两家国有金融机构免于分立，而另外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被强行拆分。在金融危机后，由于担心金融体系不稳，金融机构被要求进行强制分立。当时很多大银行都执行了这一要求。
平安在给《纽约时报》的声明中称，该集团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但对持股人的背景并不知情，“股东之间买卖股份是其合法权利”。
中国外交部对本文调查内容未回电置评。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调查温家宝家人资产的行为严辞驳斥，称这是“污蔑中国”，“别有用心”。
在《纽约时报》前一次报道后，温家宝家人律师回应称，文章内容空泛不实，其家人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此外，中国已对《纽约时报》英文及中文网站进行屏蔽，称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参与到平安2004年在香港及2007年在上海上市的西方及中国银行界人士及律师称，他们并不知道温家宝家人拥有平安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及高盛均持有平安的大量股份，两个公司高管都表示并未被告知温家宝家人持有平安股份。在平安成功先例的激励之下，两家投资银行于2000年分别向 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请求免于分立（平安）。这两家银行的私募股本分部于2005年以10亿美元的价格将其联合股份出售给汇丰控股。这个价格比其初始投资增 长了14倍。
《纽约时报》所分析的数千页的平安集团资料暗示，温家宝家人所持股份并非直接在自己名下，而是通过盘根错节的合伙人关系而遮遮掩掩地持有。
温家友人、富商段伟红10月在采访中称，平安的股份实际上是她的，温家宝家人只是“偶然”（in an accident）出现在股权记录上。通过借用了他们的身份证和签名。
对影响上市公司运营的信息公开，诸如大股东身份及公司是否掌握大量股份的细节，中国和香港都有详细规定。但法律专家表示，这种法律的执行通常比较松弛，尤其 在中国大陆。而且中国有所谓“代理持股”的风气（a culture of nominee shareholders），即某人出面为另一人持股的做法。对这种行为，即便最经验丰富的律师和会计师也无从入手。
《纽约时报》同时指出，没有迹象显示存在违法及违规现象，也没有证据显示温家宝名下持有平安集团的股份。
香港证券及期货监管委员会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对《纽约时报》的调查置评，中国证券监管委员会也并未作出回应。
汇丰控股目前持有平安15.5%的股份，是最大股东，该集团拒绝对此事置评。该公司上周表示，正在考虑抛售平安的股份，以此筹措资本。
平安目前是一家成功的集团，去年总资产为400亿美元，在全国建立超过50万保险分支机构。迄今为止是中国最具综合性的金融机构，包括全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及证券交易公司。2010年下半年，平安斥资40亿获得了深圳发展银行的控股权。
平安死里逃生
马明哲是平安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在高中毕业后即成为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先锋、平安早期领导袁耿的助手。马明哲此后很受袁耿的赏识，袁任命他负责一 个工业园区的人力资源工作，此后转战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的机遇很好，恰逢中国对国有经济改制之机，政府开始大规模废除铁饭碗制度。
尽管平安起初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却是首批试验西式管理制度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精算师、企业后台运作及外方持股等新理念。
平安在1988年成立之初只是一家小公司，由马明哲负责管理。但在数年之后，马明哲已经开始在美国物色大股东了。
1994年，摩根和高盛的私人股本部门分别花费3,500万美元购得平安7.5%的股份。那时候，这是中国金融机构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外来投资。
平安公司早期的成就大多归功于马明哲。他是一个个性强硬的高管，其管理方式和政治技能颇受赞赏，尤其是他勇于承担风险。
在上世纪90年代帮助经营平安驻上海分部的Yan Feng说：“他具备一位伟大企业家的所有品质”。“他学习能力强，懂得如何适应新形势，做事也非常果断，他也会竭尽所能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该公司增长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陷入困境。当时正值中国经济在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走软。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时，中国一些大型银行几乎没有偿债能力。
平安辛苦赚的的财富也正在挥发。和多数中国保险商一样，基于银行在通货膨胀时期提供的存款高利率，平安赢得新的投资产品客户，保障了长期的高收益。当金融利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下跌，损失就开始积累。
在1999年，平安高管开始承认公司将很快面临破产。作为一家联合控股公司，平安拥有大型机构投资人，多数是国有企业。但是，它们很多都拒绝通过购买额外股份支援平安。
一位平安前匿名高管说：“它们不确定平安能否幸存下来”。
平安也面临政府方面的不断施压。由于担心对金融系统造成系统性风险，北京监管人员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各自商业活动范围。
银行被要求在经纪公司或信托公司出售股份；而保险公司不得不选择在人寿保险或财产保险领域选其一运作，而不是二者同时运作。
1998年中国新保险业监管机构成立以后，就开始施压平安摆脱其信托和债券业务，并将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分别划入不同的公司。
在1999年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马永伟表示，该机构已经拟好分立平安和其他保险公司的计划。马永伟向媒体表示，分立方案已经递交国务院审批。他还补充道，这些方案将深化中国保险系统改革。
推向监管者
根据由平安前高管证实的这些记录中一份复本内容，面对自己公司即将被拆解的境遇，马明哲火速致信北京领导人，亲述备忘录，以便提醒自己将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俱乐部”，并且持有详细的流程图，列出了每位平安高管的游说职责。
马明哲本人集中精力游说国务院。其中高层领导人就是时任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平安同样也寻求并得到了当时央行行长戴相龙的支持。戴相龙同样也负责监管保险行业。（编者注：戴相龙1997年7月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主席）
温家宝所处位置独特。他当时是中央财政金融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该委员会1998年成立，职能是监督银行业、证劵和保险监管部门以及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
根据平安会议文字记录和对与会者的采访，当马明哲见到监管者们，他告诉监管者们自己的公司正面临破产境遇，请求他们批准一次香港股票发行，以帮助支撑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马明哲在1999年9月29日写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信中说：“现在，平安人寿保险正在亏损，财产保险和信托公司只能收到薄利”。两位平安前高管确认了这份信的内容。
宁可不愿公司完全被分立，马明哲提供了一个中间做法。通过向其他投资人寻求建议后，马明哲提出，成立一个控股公司，从而有效地将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区分开来，但是同时将证劵和信托部门一起，把它们归于同一个法人名下。
根据《纽约时报》得到的平安内部文件，马明哲当时说，该公司将重新取名为“平安集团”（Ping An Group)。然后，马明哲开始寻找盟友以便推销他的这一提议。
《纽约时报》得到的信件复本显示，2000年1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来自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投资公司的高管联名向温家宝写信，指出解体（平安）将“违反中国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两大投资银行的前高管对这份信的真实性已予以证实。
这些美国投资银行警告称，“作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关于在平安的投资，我们按要求将公开我们的损失情况。这可能会对中国向外树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没有多大帮助”。
根据《纽约时报》得到的公司文件，这封信是平安高管以及两大投资银行经过数月游说攻势而发出的，为的是说服其他北京高层官员，包括央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保全平安（防止被分立）。
而早在1999年，平安高管也开始同温家宝家人联系。
在1997年至2000年间曾在平安担任马明哲助理的胡坤回忆道，1999年马明哲曾和温家宝妻子张蓓莉举行过会面。
胡坤说，他并没有被告知两人会面所谈内容，但是他记得自己老板当时的反应。胡坤说：“就因为那次会面，马明哲变得非常兴奋。”
胡坤现在生活在美国，他曾和平安就52,000股份存在纠葛。胡坤本人认为这些股份是自己的。
《纽约时报》看过的公司记录显示，马明哲是在1999年6月17日下午同张蓓莉举行的会面，之后还和张蓓莉以及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李春彦共进晚餐。
虽然不知道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开始活跃起来。大约是在同一时期，一家由张蓓莉亲属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将办公地点开始移至平安驻北京办 公大楼。这些是根据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记录看出的。根据采访平安前高管还发现，之后，一家由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共同成立的新企业赢得平安一份利润丰 厚的技术合同。
现年56岁的马明哲仍然掌管平安（集团）。他拒绝就此报道置评。
通过采访和马明哲以及胡坤当时同一时期在深圳平安总部共事过的四位高管，再次证实了胡坤的回忆内容，也证实了该报有关平安游说努力以及平安同温家宝家人会面的内容。
此外，李春彦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也证实，正是自己带张蓓莉去见平安主席马明哲。
这些文件和采访并没有透露那些会面是否在政府监管部门放弃分立平安的决定中扮演角色。但是，在2002年4月，中国最高监管机构发出了最终裁定。经国务院和保险监管部门审批，平安开始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
该公司（平安）不但被允许保持财产和人寿保险许可，而且还被授权经营一家经纪公司和信托公司。它还被允许获得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严格监管的市场氛围之下，这些许可证加起来，可谓一笔财富。
瑞士联合银行驻香港资深保险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他们是少数可以享受那些掘金利润的人”。
在2002年后半年，平安不单度过了经济低迷期，其发展前景开始一路向好。该公司对巩固收入和利润正在进行调整。在2002年10月份，汇丰银行同意以6亿美元购得平安10%的股份。1年多后，监管部门批准了平安在香港证劵交易的上市和出售股份的申请。
就在平安正准备香港上市之际，一些和温家宝等北京高层官员关系紧密的投资人团体正不声不响地积累平安大量股份。
买平安保险
2002年12月26日平安文档显示，温家宝一位故乡朋友段伟红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名叫泰鸿的公司收购了大量平安股份。记录显示，温家宝家人和温家宝妻子同事很快便控制了这一投资工具。
根 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交的文件显示，泰鸿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购得平安7,770万股份，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大连的子公司购得2,200平 安股份。一股股票分割使得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加倍。所以在2004年6月，就在平安香港股票发行之前，泰鸿握有1.598亿股份，根据公开募股数据，这一 数额大约是平安股份的3.2%。
泰鸿所有者段伟红女士在一次采访中称，按照当前的汇率变化，为了购得平安股份，她每股花费40美分（总价值为6,500万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价格看 上去似乎已经够高，但却是不同寻常的折扣。因为汇丰银行在两个月前已经以每股1.6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其10%的股份。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并没有回电置评。
对于泰鸿，这算得上具有轰动效应的收购。到了2007年底，当平安股票达到高点时，泰鸿1.59亿的股份价值就相当于37亿美元，尽管泰鸿在2007年已经大幅减少所持股份。
根据企业及监管文件，虽然泰鸿是有案可查的股东，但平安这一交易的受益者则隐藏在十多个由温家宝家人控制的投资工具背后。这里所说的温家宝家人包括其两位妹夫和一位弟媳以及一些张蓓莉长期的商业伙伴和同事。
到了2007年，温家宝现年91岁的母亲通过和泰鸿有联系的一对投资公司握有的平安股份价值就高达1.2亿美元。
段伟红自称她认识温家宝母亲是在2000年。她说，自己是用个人账户购买平安股份。而温家宝家人仅仅是在泰鸿股权记录中出现，因为她的公司为了设法蒙蔽她在平安的持股, 因此她的公司错误的使用了温家宝亲属的身份证。她说：“最后我收到了百分之百的回报”。
后果
在2001年，中国出台新规，就中共党员及家属在上市股份的交易设立限制措施。比如，新规禁止党内负责国有企业的官员利用他们的父母和孩子（或者他们孩子的配偶的家属）从事上市国有企业股份交易。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同家庭成员分享内部信息的迹象。
但是，据《纽约时报》咨询过的分析师称，对于温家人家人所持股份尚有很多问题未解，比如谁可能是那个了解家人购买股份的人；是否任何人都有公布那种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投资公司高管都表示，没有察觉到这种股份购买，也没有参与这种交易。
这些企业还表示，一次典型的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不可能公布最终的股东身份，这些股东利用难以识别的名称隐藏在多层投资工具之后。
根据中国大陆和香港相关条例，公开上市企业及帮助他们将股票卖给公众的专业合作伙伴依法有义务公布那些仅仅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身份。《纽约时报》发现，作为温家投资工具之一的泰鸿在其经营最高峰时期所持的股份从来没有超过3.2%。
另外一个待解的问题是，泰鸿是如何能够以一个似乎高折扣的价格购买到平安股份的。在2002年末，在汇丰银行巨额投资之后，平安已经成为IPO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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