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C）/ 方励之

反制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励之问题”没有进展。双方都已知道底线，虽无不可解的利益冲突，但一时难于找到出路。一方面，布什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确承诺之前放人。 4月，中国当局曾准备派员访美，被美方拒绝，因制裁情况未变，不能互访。 我们则静观双方的角力。美国NBC 电视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来interview，只好写信问我们的状况。我回信中说“我现在是夹在两个超级政府之间了”。 静观到的一个角力场是中美军事合作。 二战期间，美国和ROC联盟，在重庆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轴心国的军事情报。美国和PRC建交后，合作的主题之一仍是军事情报。两国合作，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情报站，监听收集苏联及东欧阵营的情报。情报站的技术装备由美方提供。获得的情报则由两国共享。美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报站检查工作。李洁明不止一次谈起西北情报站。 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后。中国的一个反制措施是，停止西北情报站合作。1989年夏秋时，我们注意到，李洁明谈到情报站时，显得焦虑。但是，到1990年初，大使的焦虑消失。很明显，苏联东欧阵营的政权变化，使中美情报站不再重要，失去价值。斯考克罗夫特12月在北京访问时，大讲东欧事件，就是向北京表示，从尼克松访华时代开始的外交政策，要调整了。中共的反制裁失去了力度。 李洁明在他的经CIA审查过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该项军事情报合作[1]。所以，该项合作已不是机密，已经终止。李洁明的回忆录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桩小事没提，不知道有没有机密。 春天有一阵，夜静的时候，会听到闷闷的‘咚、咚’异声，来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经验。1971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跟着一位工宣队老矿工在科大的合肥校园里挖地道。从共鸣方式，容易判断，‘咚、咚’声说明我们住室下面有地道。我们告诉大使及Bill听到的地下异声。大使证实，使馆地界中确有地道，是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挖的，那还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两三公尺，有许多出入口，大使官邸里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洁明解释说，‘咚、咚’声是大使馆人员下去“检查”地道。按国际约定，大使馆内算是美国地界，看来，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检查”什麽？大使没说。咚、咚’声很容易被察觉，是不是有意让别人听到？又在施计？地道战？不会。是不是装什麼设备？难说。 到美国后，也没有问李洁明，当时“检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

4月间，中共最高层领导在回答外国客人和传媒问“方励之问题”时，总是说，方只要认罪，就可以让他出国了，绝口不提恢复贷款等条件。后来还更具体地说，认罪书的英文文本中要含有leniency（宽恕）一字。好像“方励之问题”的解决，只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这当然是敷衍话。 凡是亲历过中共政治运动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认罪”文化是：“解决问题”同认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无关。当运动走向高潮时，任凭你写多少“认罪书”都无用。等到运动要结束了，不写“认罪书”，照样过关。文化大革命我们被专政时，每天要上交一份“认罪书”。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专政者的应对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时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认罪书”。抄的时候， 改变一下前一天“认罪书”的段落的顺序，a,b,c,d, 变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语句的不同排列组合，不难每天都能制造出“新”的认罪书。后来知道，交上去的“认罪书”，专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认罪”文化可以推定，当经济制裁未解决时，任凭你写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无用的。若经济制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个推定。 罗马大学物理系的朋友来信说，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们熟悉的文化。 Leniency一词曾是罗马教会忏悔（confession）的常用语，诸如“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云云。他们告诉我，在强权威胁之下写一句“我认罪” (I confess) 没有关系。上帝会原谅这时说的假话。伽利略写过认罪书：“我的最显赫辉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贵无比的枢机主教……”[2]。性急的朋友干脆寄来他们代我起草的“认罪陈述”。我一共收到过三份代写的认罪草稿。我想他们不是自己写的，而是从忏悔手册（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来的，也许只是段落的排列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产党世界流行一本小说，名为“牛虻”。它描写一位意大利烧炭党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经历。其中一个主要情节是，“牛虻”在年轻时曾向一位神父confession，“牛虻” 信任该神父，他认为该神父也一样关心和信任他。结果，“牛虻”的confession 内容被透露给了奥地利统治者，导致“牛虻”和他伙伴的活动被探知，被镇压，革命失败。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不少年轻人遇到过相似的接受confession的伪善。有价值的教训是，在共产党“革命”世界里，切勿真confession，特别是对你表示出极大“关心”和“信任”的组织或个人。将来，也许有意义编一本中共治下的忏悔手册，也是一种史料。邓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应收为首篇。 总之，我还没有来得及写confession，无论真的还是假的。 这时期，我倒是写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题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该文被收在梵蒂冈教廷出版的有关教皇保罗二世的一个文集中，书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罗二世的罗马新观点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对伽利略的判决。

经济制裁的松动

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一致介入。那时极少有外资进入中国。只有来自台湾的中小规模资本，还没有终止。台湾中小企业大举进入大陆，就是从6.4之后开始的。 1990年春季，听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尽早对华解除经济制裁，推动力来自日本财团。日本的政治由财团左右。 1991年6月，我访问日本，参加在京都召开广义相对会议，那时“方励之问题”已解决一年。仍会“感到”日本在“方励之问题”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天，自始至终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离，前后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间保密。我去洗手间时，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后面。四位警察态度相当和蔼。临别，他们掏出纸墨笔砚，一定要我留下“墨宝”，不得已，草草写了几个字。 2007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则报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后活动的细节，同我知道的片断吻合。记录如下： “李洁明在一九八九年秋天起，便和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桥本恕频频接触。……在美国总统助理(即斯考克罗夫特)两次来中国的谈判破裂后，桥本与李鹏的会谈，正式开始。谈判的主要问题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圆贷款的承诺。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中时，允诺从一九九○年起的五年内提供中国八千一百亿日圆（相当五十六亿美元）的贷款，此金额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业国高峰会通过对中国制裁决议案，日贷款亦被冻结。 “因来自日本财界的压力，海部俊树前首相于1990年初设法着手解除对中制裁。為此，当时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曾赴美探询美方意向，结果发现“方励之问题”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弹，不解决方励之问题，难以解除对中制裁。 “桥本大使得知后，便与中共对外联络部长朱良多次密谈，表示日本在休士顿峰会将努力促成解除对中制裁，但希望中国也作出适切的回应。 “在桥本与中方接触一週后，中国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 “方励之出国两周后，美日在休士顿工业国峰会采取同一步调，分别解除冻结世界银行的二十三亿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亿美元对中贷款。” 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后的故事。

最后的谈判

“中国当局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确切时间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谈判时表示的。中国外交部说，可以准予方励之和李淑娴出国。条件不再是写认罪书（confession），而是写一份请求政府宽恕出国治病书，行文中应含有lenient一字。并要保证不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 大使说，可以感到中方很着急，想尽快让方李离境。 对方着急，我方就不必过急。那天没写申请出国治病书。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坚持“请求宽恕”字样，也不再提“保证不反对中国政府”条件。改用“人道”出国。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国，最好去一个孤立的小岛。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价值。 “人道”一词我们接受。至于第一站去小岛，我们也接受，我们选定的小岛是英格兰。那时我有英皇家学会的邀请，支持我在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时，我曾在该研究所工作过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体抄了一遍我以前写的陈述[原文在（B）中]，8点陈述，简化成了三条。全文如下： 1. 我反对中国宪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的作用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我注意到了，中国当局坚持上述的政治主张是违反宪法的。 2. 为了探视海外亲友以及得到必要的医务治疗，特此申请出国旅行。望中国政府予以人道的考虑。 3. 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我们将欣赏和欢迎一切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利益的活动，并拒绝参与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对中国的活动。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谈。李洁明将这份“陈述”交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说，“我注意到了……” 一句应加上“认错”字样。 那天我没改陈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谈。中国当局不再要求“认错”字样。中方接受上述陈述。谈判至此达到成功。果然是，“等到运动要结束了，写不写认罪书，不是关键”。 双方准备在国宾馆祝酒致意，达成协议。 祝酒之前。中国当局突然又提了一个新要求：李淑娴也要在陈述上签字。 敢在祝酒之前临时加新要求，大概只有邓小平了。大使判断，邓小平就在国宾馆二楼。 李淑娴答，只签第2，3条，不签第1条。即不承诺“我注意到了……”。对方也接受了。 李淑娴还提出，必须保证我们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则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来，中共是希望我们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终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1.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class struggle.” 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2. In order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change with some 20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to obtain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 apply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broa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thi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3. The purpose in abroad in focused on scholarly exchange and research. I will appreciate and welcome al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having the motive of opposing China’s progressive interests.

1990 June Beijing

注意，中文本中第一条中用单数的“我”，第二条无人称，第三条中用多数的“我们”，即表示李淑娴只签了第二、三条。英文本都是第一人称。原因就是由于李淑娴不签字。

离境过程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谈。主题是我们离境的技术安排。虽然仍是被通缉的在逃犯，但出国要有正规完备的手续。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来，给我们照像，办中国新护照用。 同时，也在办理英国签证。因是星期六，英国驻北京使馆不办公。无法找他们签证。另外，中美双方都不想让英国驻北京使馆知道，那会在北京走漏消息。正好，英首相撒彻尔夫人在华盛顿访问。美国务院直接找撒彻尔夫人办了到英国的落地签证。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装。所有书籍都送给北京天文台。同使馆结账，买走他们的一台收音机，一台四通中文文字处理器（当时美国还少有中文的文字处理器）。也留下给方哲买赴美机票钱。 6月24日晚，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图1）。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只有6个人参加。告别酒会上，大使告诉最后一个秘密：封从德和柴玲夫妇逃出中国，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作得意状。不过，我们没有问封柴出逃细节。出逃细节应是个人隐私。 图1：在美北京大使馆最后一晚，6月24日，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 也是6月24日，星期天，下午，全国各地党委向党员传达中共中央下发的紧急文件，“方励之夫妇将于日内出国治病”。要有思想准备。直到当天，喉舌袁木等还在卖力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方……李……”。

6月25日

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刚过，天早就亮了。上午8时，成百警察和便衣开始在大使馆周围集结，戒备森严。 10:30，我们走出官邸大楼。大使陪同，我们乘那辆一年前送我们进来的防弹玻璃车，从正门驶出官邸，去南苑机场。 我们所经的路上，一律半戒严，即一切车辆不准与我们在同道行驶。我们的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车号是GA11-0001，即公安第一号警车，车后也尾随两辆保护。一路戒严的警察一看到0001车开路，就以为后面一定有VIP。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就敬起军礼来（图2）。 图2：车在建国门外大街上。从我们的车向前看去，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号是GA11-0001。一律半戒严，一切其它车辆只准在外道行驶。在第二车道，每100-200米有一警察。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戒严的警察，习惯性地举手敬礼。 11:05，到达南苑军用机场。美军专机已经到了。美军专机是从关岛飞来。机组人员事前不知道什麽任务，居然能在南苑机场降落。据说这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美军军机被准予使用中国军用机场，基辛格1971年到北京时，飞机也降落在南苑机场，他乘的是巴基斯坦的军机。 11:30，李和我被公安人员引领到侯机大厅另一边的办公室，大使等美国人员不得随我们过去。办公室里有三位中国公安官员，一位为主，另两位公安官员一左一右保护。为主者把两本新的中国护照交给我们。 接着，公安官员接通了方哲的电话（当时他被拘于公安部的一宾馆）。按协议（李淑娴的要求），中方应让方哲离境。但没想到方哲不愿意走，故意制造麻烦，还对公安人员说：“我不走，我还想入党呐”。无奈，公安要我们打电话，说服方哲。此事耗费了近半个小时。 李洁明在回忆录中说，那半个小时他极度紧张[1]。按美国务院指示，在方李二人离境过程中，大使必须全程陪同，而且务将方李二人一直安排在他的视线之内。但是，中方发护照给方李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场。方李二人已在他的视线之外。一耽搁就是半小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发放护照现场，可能是显示PRC主权。中方这一安排，并没有事前告诉美方。李洁明遇此非预计状况，极紧张，担心是不是中方会突然变了卦，把我们抓走？如若抓走，如何应对，没有预案。 那半个小时里，我注意到，中方人员也极度紧张，为主的那一位公安官员脸上直冒汗，说话僵硬。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案，如果因方哲或其他原因，不能按协议办，如何处置？ 所以那半个小时里，中方人员呆视着李淑娴打电话。她在电话里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最终说服了方哲。没出意外。 整个过程中，中方全程录像。后来使馆人转告，那是要给邓小平看的。 方哲于一星期后，到达伦敦。如前所述，“方励之出国两周后”（即方哲到伦敦后一周），日本解除经济制裁。 12:20，中国海关人员在飞机舷梯旁设立临时海关，在我们的PRC护照上加盖出境章。我们同大使握手告别，登机（图3）。 图3：李淑娴和我在登机的舷梯上。舷梯最下端戴墨镜者是William Stanton,他正和大使李洁明握别。大使之左为美使馆武官。右边三位着警服立正者，分别是海关和公安干警。摄影者，两位中方，一位美方。摄此影者，当然也是美方人员。 一边两个摄影师，均非记者，对等。 12:40　飞机一切就绪，滑行，起飞。 飞机起飞后，双方似乎仍未停止较劲。原来商定，双方在飞机起飞后六小时，同时发布方李离境消息。但是，起飞后不到一小时，那时飞机刚离开PRC领空。中方就广播了消息。 另一方，美国飞机也没有首停第三国，而是降落在安卡雷奇（阿拉斯加），让美国电视台进机场，阳光正好，新闻镜头是我们从军机换乘副总统Dan Quayle 的Air Force No. II。继续飞到Upper Heyford，那里虽是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但是美国营区，法理上也不是第三国。 无论如何，事件落幕了。中国政府让一架美国军用专机接走了两个中国人，两名被全国通缉的要犯。 有一点荒诞？世界真还不能没有一点荒诞。

参考文献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Affairs 2004) [2] M.A. Finocchiaro, The Galileo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 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of Rome，（Vatican Observatory Publication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