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说谎为生的职业”/ 羽戈

“以说谎为生的职业”: “以说谎为生的职业”
　　
　　
　　电视正在放《悬崖》，我扫了两眼，听见张嘉译扮演的地下党员周乙说：“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心里不由一惊。
　　假如周乙不死，活到今天，也许会发现，“以说谎为生的职业”不再是特工和潜伏者的专利，而在泱泱中华遍地开花，所有的孩子都得在谎言的盛大洗脑之中接受残酷的成人礼。新一代的职业说谎者，上至新闻联播，下至中小学教师，早已不知内疚为何物。就连周乙自己——我们可以推想，他在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身份呢——或者，将良心搁在肮脏的路边，继续“以说谎为生的职业”；或者，重复他在电视剧里的悲情归宿。
　　《悬崖》、《潜伏》等谍战剧，印证了我的一个论断：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小说”是泛指，包括剧本；“历史”则是特指，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潜伏在教科书背后遥控指挥的意识形态。谍战剧源于虚构，却在不经意间折射了历史斗争的严酷真相，尽管其中不乏涂脂抹粉，不乏夸大其词；教科书却恰恰相反，它本应以真实为根基，却无时不在虚构，无处不在删削，连一句周乙的内疚，都被隐藏于纸背的黑暗。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痼疾。戈尔巴乔夫曾下令废除苏联的高中历史考试，理由是，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毫无意义。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则向美国历史教科书宣战，写成《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此书自1995年出版以来，畅销不衰，全球各种版本总计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去年我读罢此书，便建议一位教高中历史的朋友东施效颦，写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估计单在大陆就能卖上百万；不想迎来了他一通牢骚：第一，要写的话，则不止一本，甚至十本都不够；第二，写成了，哪里敢出，哪里能出呢。他还总结了一条规律：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所书写的史事距离——不管是时间距离还是空间距离——我们越近，错误和谎言就越多。
　　然后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念起了那句名言：今日中国，不是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
　　如果教科书上的错误难以被修正，那么“以说谎为生的职业”，教师必将是其中最庞大而最无奈的一群。我问一些教书育人的朋友，是否曾像周乙那样，当照本宣科的谎言脱口而出之时，直视台下如故乡的湖水一样清澈、纯净的孩子的眼睛，心中会有所内疚呢。所听到的答案自然千姿百态，教数理化的朋友说自己从不说谎，在大学教法律的朋友说他讲授的法理学本身乃是一种“高贵的谎言”，最纠结的回答，来自在中学教语文、政治与历史的朋友，为了平定内心的交战，他们常常玩左右互搏，一面让学生观赏《放牛班的春天》，一面教他们高考作文如何虚张声势、投机取巧才能得高分；一面给学生发高考历史复习资料，让他们自习，一面端坐讲台之上读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而忘了下课时间……
　　人世间，的确存在以说谎为生的职业，它可以是特工，可以是政客，可以是演员，却万万不可是教师。所谓心灵的园艺师，灵魂的工程师，心灵与灵魂的天敌，就是谎言及其后的魔鬼。当教师沦为职业说谎家，那么他便陷入了对自身的否定，教育便陷入了谎言的滚雪球运动，一代接一代的谎言教育，犹如俄罗斯套娃，迷失于谎言循环的我们，永远找不到通往真相与正义的出口。
　　谎言对学生的荼毒，不仅在于损害了他们认知世界的视力，更在于扭曲了他们对人性、勇气等美德的姿态。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有一个情节，班费丢了，教官让学生相互检举，让他们把所认为的窃贼同学的名字写在纸上，却遭到全班同学的群起抗议，被骂为“烂人”，被投书袭击。恕我直言，这样的场景，只可能发生在台湾；这样的电影，哪个大陆导演能拍出来呢，因为现实生活并不能提供相应的支撑。在我们所处身的教育语境之下，明知教官吐出的是狼奶，学生却必须吃下去。
　　所以我们的艺术作品，只能如《悬崖》结尾这般反讽：
　　周乙说：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高彬答：愚蠢！幼稚！
　　——谁在说谎？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